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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华《我在央视》的博客

记录电视人的燃情岁月

 
 
 

日志

 
 
关于我

徐文华,女,中国中央电视台 主任编辑。 198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同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先后在新闻中心和海外中心担任记者、编辑工作。 自1993起,多次被派往港澳台地区担任驻站、驻点记者。 1999年至2007年,还曾先后担任过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文化报道”栏目制片人、《中国新闻》采访组组长,以及《直通香港》栏目制片人。 在长达25年的编辑、记者生涯中,徐文华参与过多项国内、国际重大新闻事件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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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4日  

2008-04-24 17:25: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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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泡馍”

 

香港其实没有泡馍。我这里说的是香港记者采访的敬业精神。

香港记者的“泡、磨”功夫实在令人佩服,他们有极大的热情,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去“纠缠”当事人。他们可以从早到晚静候在当事人可能出现的地方,表现出空前的耐心;他们可以楼上楼下地跟踪追击当事人,只为能从你的嘴里抠出几个字来。

到了香港后我才知道,在这里采访几乎没有人会给你预先准备好相关的文字材料,所有的信息只能通过现场,从当事人和目击者嘴里往外“抠”。所以,采访到当事人和目击者是构成当天新闻的关键一环。刚到香港时,我看到其他境外记者围着当事人穷追猛打的时候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可渐渐地我知道了,谁能在当事人那里挖到有价值的信息谁就是英雄,回去后会得到老板的重赏。

在采访的现场我经常会看到一群记者把一个当事人团团围住,十几个花里胡哨的带着台标的话筒同时架到当事人的脖子前,闪光灯和机头灯一通乱扫,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提问中夹杂着英语、粤语和普通话,问题通常很刁钻,当事人稍不留意就会掉到记者设计的圈套中。

那时,我对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特佩服,他当时是新华社的新闻发言人,他走到哪,哪就成了新闻焦点,因为面对中英两国有关香港回归的敏感问题,谁要是能让他开口说话,回去就不愁发不出新闻来。记者对他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见到他没准就能从他嘴里捞到有价值的信息,逼他爆出一些“料”来;恨是因为记者的良苦用心常常在他机警的回答中变成水中捞月,空欢喜一场。

我们由于和境外媒体所处的位置不同,关注的新闻焦点也不尽相同,所以我就常常有机会在一旁观察张社长如何冲出记者的包围圈。多年在香港工作的经验,特别是经常处在记者围追堵截中,张浚生早已练就临危不惧、巧妙周旋的本领,不管你问什么,他总是笑容可掬地和你玩“太极”,并常常成功突围。但凡是涉及国家利益和中方立场的问题,他一定是申明大义、义正词严的。

在香港,在一线跑动采访的记者大多是20出头的年轻人,而三四十岁以上的记者多数就呆在家里做编辑了。正因为他们年轻,所以具有很强的拼抢意识,他们精力充沛,也特别能吃苦,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否则,他们就很容易被老板“炒鱿鱼”。

在香港驻站期间,我们正赶上香港的后过渡期,有关香港未来的前途问题和主权移交的诸多问题成了当地媒体关注的最大热点,因而代表着中国官方机构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成了记者经常光顾的地方。

按规定,记者是不可以随便进入新华社香港分社大楼采访官员的,于是就有记者为了某一个热点问题,欲求得到官方的证实,会一大早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前请求官员接受采访,如果得不到答复,他们就会绕到大楼的后门,在官员乘坐汽车出行的大门外席地而坐,拿出一瓶水和面包,或捧着一本书,静静地守候在那里,等待官员的出现。这种等待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常常一坐就是数小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记者的耐心是超常的。

那段期间,对于我们来说要论最艰苦的采访就是有关中英两国就香港后过渡期的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会谈的地点通常设在香港旧英统小学的一间会议室里。这是一座英式建筑,与香港房屋的区别就是高度在两三米左右,围绕在房屋周围的是一圈露天平台,这个平台后来成了记者采访中英会谈的主要地点。

几乎每次采访会谈的程序都是一样的,记者在双方代表进入会场前就提前守候在代表必经的路口旁,一旦有代表经过,记者就接二连三地向代表抛出各种问题,诸如:“今天的谈判重点要解决什么问题?”“你们期待什么样的结果?”有时代表会停下来简短地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有时代表会边走边向记者们含笑地挥挥手,对记者的问题却避而不答。这期间的采访和拍摄到的画面往往就成了许多媒体最早播发的新闻内容。接下来,代表依次进入会场后开始谈判,在会谈结束后,双方的代表通常会出来集体会见记者,通报会谈的情况。

而在等待会议结束的这段时间,所有的记者就分散在会场前的露天平台上,或准备相关资料,或看书,或相互交流。有经验的记者这时就席地而坐,从包里取出矿泉水、面包开始“熬”起来。场地内没有人敢提前撤走,因为没有人知道会谈何时结束,会谈的结果是媒体的最大卖点,大家都耐心地等待着。

上午的会谈往往要到中午一两点钟才结束,等待是痛苦的,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或者烈日酷暑,记者都无怨无悔地守候在那里。

在一个炎热的日子,中英两国就有关香港未来用地的问题的谈判进行到了关键时刻。会谈前,港府新闻发言人向记者透露:今天的会谈可望达成协议,估计不用等太长的时间。记者一听别提多兴奋了,大家索性都留在记者席上,所有的摄影机都整装待发,随时准备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了头顶上,会场里依然没有丝毫动静,记者们在临时搭起的记者席里被太阳烤得汗流浃背,大家的神经被绷得紧紧的,每当有工作人员从会场内出来,都会引起一阵骚动,然后就是一片遗憾的“嘘”声。

下午1点45分,中英两国的谈判代表终于走出了会场,他们拖着疲倦的身体来到记者面前,中方首席代表郭丰民微笑地对记者说:“大家辛苦了!”此刻记者早没有了以往的调侃,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会谈的结果上。连珠炮式的发问铺天盖地涌向谈判代表,直到新闻发言人出来鸣锣收兵,记者才一个个解除武装,急忙驱车离去。

在香港的两年半时间,给我的记者生涯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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