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只有妈妈好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非母亲莫属！至少在我这里是这样的。

我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适逢母亲八十周岁。虽然十年前，她就离开了我们，但是，对母亲的思念，将是我一辈子的事情。

（一）突如其来

1998年，我的妈妈病倒了。

我正在外地采访，突然听说妈妈住进了医院，我不知道事情到底有多严重，便立即丢下手上的工作匆匆赶回广州。

我从北京回到广州，没有进家门，就直奔妈妈住的那家医院。

走进病房，看到从未住过院的妈妈躺在病床上，我有种大树忽然被风刮倒的感觉，心里阵阵刺痛。在妈妈面前，自己就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总是没完没了地跟她说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自己一年到头天南海北地四处奔波，采访过无数健康活泼的人，却很少想到自己的母亲是否该去做个身体检查。每次我从北京回到广州，只要看到妈妈在家里忙前忙后，就感到心里特别踏实，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妈妈也可能倒下。

我一边自责一边急着去找院长，想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院长告诉我说：

“你妈妈的胸部发现大量积水，这种现象许多老人都有，把它抽出来就没事了。现在最后的检测结果还没有出来，不要太着急。”

从院长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我在电梯里恰好碰到了两个刚刚给妈妈看过病的医生，他们正在小声地议论：“15床明天要抽胸水，如果没有发现血色，问题就不大。”

我知道他们说得是妈妈，便追上前去问：“医生，请你告诉我，如果发现了血色会怎么样？”

两位医生似乎猜到了站在他们面前这个人和15床的关系，他们欲言又止，其中一个简单地答复我：“如果有血色，我们就会考虑是否会有别的什么问题。”

医生的话使我马上联想到一些不好的结果，我的心开始忐忑不安。这天晚上，我躺在家里的床上又失眠了。我开始设想许多可能的结果，最后我祈祷明天一切都正常。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哥哥就来到妈妈的病床前，等待医生来给妈妈抽取胸积液。

九点刚过，几个医生拿着器械过来了。他们先是安慰妈妈说：“阿婆，现在给你抽胸水，不要紧张，把胸腔里的水抽出来就没事了。”

妈妈连忙回答：“我不怕，你们给我治吧。”

妈妈尽管这么说，可我还是看出她的表情依然有点紧张。

医生让妈妈把上衣脱去，反坐在椅子上，就在病床前开始工作。

我用胳臂搂着妈妈的头部，看着针管向妈妈的背部刺去。

当第一批积液抽出来之后，我注意到医生相互传递了一下眼神，那意思是说：“情况还好。”

当第二批积液又抽出来的时候，我紧张的心情开始放松，因为没有出现医生说的血色积液。

医生从妈妈的胸部里抽出来两大碗积液，看着这些黄色的液体，我想：如果它们是导致妈妈生病的罪魁祸首，我宁愿把它们统统喝下去！

上午的工作很快结束了，我的心也随之松弛了一些。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似乎问题不大。最终的结果要到几天后公布。

当天下午，我接受了台里的指示，从广州赶去珠海采访。

到了珠海我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第三天中午，我正在吃午饭，手机响了。电话的那一边传来了哥哥的声音。

“哥哥，妈妈的情况怎么样？”

还没有等哥哥说话，我先急切地问了起来。

“……”

没有回答，我急得又问了一句。

“结果出来了……”哥哥在电话里吞吞吐吐。话没说完，却传来了哥哥的哭声。

“哥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快说呀！”

“最后的结果刚出来了……妈妈得了那种病。”

我的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拿着手机半晌说不出话了，哥哥在那边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

我茫然地、失魂落魄地回到饭桌旁，看着大伙说不出话来。

同桌的一位老大哥好像猜到了结果，他劝我接受事实。

我提前结束了在珠海的采访，再次回到广州。我来到母亲的病床前，拉着母亲的手，把它贴在自己的脸上。我仔细端详着这张熟悉的脸孔，似乎要把它永远刻在我的心间。

此刻母亲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她微笑着对我说，抽了胸积液后，她感到好多了，估计很快就可以回家了。末了她又说：

“今年端午节，妈妈不能给你包粽子了，真对不起。你大老远的回来，我没有好好照顾你，心里挺过意不去。”此时此刻妈妈还在惦记着我。

“妈妈，您别这么说，我希望您能赶快好起来。”我强忍着眼泪安慰着妈妈。

第二天一早，我准备赶回北京，我要去请一个长假，一直陪伴妈妈走完人生的全程。

我和妈妈告别，站在妈妈的床前，想到妈妈将留在这里，永远无法像过去那样送我回北京，不能再那么深情地和我吻别，我的眼泪又禁不住悄悄地滑落。我抱着妈妈的双肩，动情地哭了起来。

我在妈妈身边哭了个痛快，然后睁着一双红肿的眼睛上了飞机。

（二）心愿未了

回到北京后，我立即向领导告假。我不知道该请多久的假，总之，我需要多点时间陪着妈妈。单位的领导同意了，这次我做好了长期的陪护准备，只要妈妈能活一天，我就要一直守候在她的身边。

这年的六七月间，长江等地发生了百年未遇的大洪水，水势很汹涌，中央动员了驻地军队全力抢险，总书记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到了抗洪一线鼓舞军民士气。我每天从电视里看到这些消息，心里也有些着急，如果不是妈妈这个时候病倒，我也会要求到抗洪一线，参与重大事件的报道。

躺在病床上的妈妈察觉到了我的心思，她悄悄地吩咐哥哥，如果电视台需要，就让我回去。我坚决地摇摇头。

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往医院里跑，我已经没有心思打扮自己了，一条连衣裙，一双凉鞋，就是那段时间我每天的装扮，因为连衣裙穿起来方便，凉鞋也不用擦拭，反正怎么方便怎么来。在医院，我主要是陪妈妈说说话，分散一下她的注意力。

到了后期，随着癌细胞的扩散，妈妈的情况每况愈下，她已经无法自己坐起来了。我经常听到母亲在苦苦地哀求医生：“医生，求求你想想办法治好我的病吧。”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都会特别难过，我知道母亲患上了不治之症，医生也无能为力呀。

白天里，妈妈有时睡不着，她想坐起来，我就充当她的靠背，我把妈妈从床上扶起，然后把自己的双肘撑在床上，半蹲半跪地搭起一个人工靠背，让妈妈靠在我的身上。

妈妈住的医院就在珠江边上，对面是过去英租界的沙面小岛，远处是白天鹅宾馆。那时妈妈的脖子已经无力支起头颅，可她总是顽强地试着抬起头，睁着一双迷惘的眼睛望出窗外，看下面走动的行人，看远处的白天鹅宾馆。妈妈以前就听说过白天鹅宾馆是香港商人霍英东建的，她一直幻想着有一天自己的儿女发达后也能盖一座类似的宾馆。

有一天下午，妈妈就靠在我的身上，告诉了我她心中的一个梦想：

“我希望我的儿女将来也能盖一座宾馆，它是一个圆形的，上面是吃饭的地方，还可以唱歌。下面停汽车，汽车一进来可以自动洗车。”

听着这番话，我无声地哭了，我觉得自己真的好没用，无法让母亲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些，甚至现在连母亲的病都无法治好。

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了，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患上了不好治愈的病，开始交代身后的事情。

这天，她让我把当时的男朋友叫到她的身边，她挣扎着靠在床头，一字一句地问他：“你喜欢我们家的华子吗？”她看到他点了点头，就接着说道：

“我的华子是个很好的女儿，你要好好待她呀，从现在的情况看，阿姨不能参加你们的婚礼了，真是遗憾呀！希望你们俩好好在一起。”

随后，妈妈又把我叫到身边，嘱咐道：

“一定要找一个知道疼你的人！妈妈不能照顾你了，你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

此刻我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妈妈吃力地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说：“我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妈妈没有什么送给你，在家里的柜子里有一个信封，里面是我给你留下的一点钱，你结婚时用它来买一对戒指吧，算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三）蜡炬成灰

1998年7月9号晚上10点10分，妈妈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那天傍晚，当哥哥来换我的班时，妈妈已经昏睡了一整天了，我原本想和哥哥一块留下来，但哥哥还是把我劝回家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莫名其妙地走进一家服装店，挑了一件黑色的短袖衫。我觉得这件黑色的布衣服早晚会用上。

晚上10点20分我推开家的大门时，爸爸已经穿戴整齐，正准备出门，他用哽咽的声音对我说：不要换衣服了，你哥哥刚刚来过电话，说你妈妈十分钟前走了。

虽然先前早有思想准备，但当事情一旦发生，我的心脏还是感到了一阵剧烈的疼痛，仿佛被什么利器击中了似的。我木然地转过身，没说一句话，跟着爸爸向屋外走去。

当我们搭乘出租车赶到医院时，妈妈已经被包裹起来了。哥哥一直站在妈妈的遗体旁边，不让工作人员搬走。

我让医院的工作人员把妈妈的盖布重新打开，和爸爸一道看了妈妈最后一眼，我在妈妈遗体前行了礼，强忍着泪在心里做着祷告。我听老人说过，人走时，不要大声哭喊，以免惊动她。

妈妈的遗体被工人搬走了。我失魂落魄地跟着他们来到楼下，一直目送着妈妈的遗体被送入太平间。当妈妈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那间冰冷的房间后，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站在太平间的门口，失声痛哭起来，仿佛天崩地裂一般。

过了很长时间，我在哥哥和爸爸的拉扯下，离开了医院。

我们连夜在客厅里搭起了一个小灵堂。我坐在妈妈的遗像前，泪水已经哭干，从这个晚上起，我为妈妈守了七天灵，斋食了一个月。

我和哥哥给母亲挑选了一副最好的棺木，虽然只能是火葬，但我们想把能够让妈妈带走的全都买下，只要是用得着的，我和哥哥就不问价钱。

追悼会是在上午举行的，来了许多人，不仅有妈妈的生前好友、爸爸原单位的同事，就连我在广州的大学同学也赶来了，他们曾经品尝过妈妈做的饺子，和妈妈聊过天。

在告别仪式上，我走到妈妈的身边，脚就抬不动了，我站在那里，思绪仿佛停止。

我和哥哥、弟弟护送着妈妈的灵柩去火葬场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棺木没有绑紧的原因，妈妈的灵柩一路撞击着灵车前面的挡板，发出阵阵响声。这声音把我的心都撞碎了，这一定是妈妈不愿离去的呼喊！

在火葬场，我目睹了人生走到终点所要经历的全过程：巨大的火炉和熊熊的烈焰一瞬间就把装载着妈妈的棺木给吞噬了；直冲天空的烟筒升起了白色的烟雾，它们升腾着，在烟筒的周围盘旋着，然后才恋恋不舍地、慢慢地飘向远方。

只需20分钟，一个需要用十个月来孕育，一个需要用一生来维持的生命，就变成了一堆骨灰。

生命原来如此脆弱！

（四）思念如河

在追忆妈妈的日子里，我无数次地感慨——妈妈太伟大了！

作为独生女的妈妈，从小就是在外公的呵护下长大的，没有嫁给爸爸之前，她也是个饭来张口的人。自从嫁给爸爸，妈妈开始像所有大家族里的媳妇一样，需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在奶奶近乎刻薄的“训斥”下，妈妈逐渐完成了从“娇生惯养”的姑娘到“心灵手巧”的媳妇间的过渡。特别是妈妈后来跟爸爸去了部队，南北东西地跑了十几个省，除了增长了人生见识，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各地不同的厨艺，北方的饺子，南方的清蒸鱼，妈妈是学一样，精通一样。她动手调出的鲜美的饺子馅能把正宗饺子馆的大师傅比下去；她焖出来的红烧猪蹄让路过的行人忘记了回家的路；她酿出的米酒让品尝过的人百碗不醉，回味良久……

我从小就和妈妈有着很深的感情。小的时候，爸爸因为从事航空事业常年不在家，妈妈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为了全力支持爸爸的工作，妈妈很早就办了离退手续，回到家里一心一意照顾四个儿女。在国家困难时期，飞行员的待遇还是有保障的，所以家里的生活基本上过得去。而妈妈特别能勤俭持家，她用自己的一双手把四个儿女的衣、食、住、行料理得妥妥帖帖。为此，她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白天来不及做的活儿一一赶出来。当时只有几岁的我，经常在灯下陪伴妈妈。我陪着妈妈说话，并帮助妈妈摆弄缝衣服的针头线脑，直到妈妈什么时候睡觉我才肯上床。所以，妈妈喜欢我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上学后，学习特别刻苦，成绩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每一年的优秀学生的名单上都有我的名字。而且从一入小学起，我就是班上的学生干部，竟然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当班长一直当到中学毕业，后来在大学时又当了四年学生干部。每一次我把优秀学生的奖状、奖品拿回家，最高兴的就是妈妈。妈妈虽然没有上过几天学，但是她特别喜欢读书人，就因为这个，她当年在家乡苦苦等候了三年才得以和外出求学的爸爸团圆。可以说，我努力学习的最初愿望，有一半是为了母亲的微笑。

我在学校越努力，母亲就越喜欢我。为了让我们专心读书，妈妈从来不让我和其他兄弟进厨房，她只要看着孩子们留在客厅里读书，她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1979年，我在几个兄弟姐妹中第一个考上了全国重点院校，妈妈别提多高兴了，她把我抱在怀里亲了个够，逢人就宣布这个好消息，那喜庆劲好像是她中了状元一般。在大学的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家过完周末，准备返回学校的时候，妈妈总是为我准备好零用钱，让我带上鸡蛋、水果和一些可口的小菜，末了还一定要拉上爸爸一起把我送到车站或码头，四年中风雨无阻。

长大后，我和妈妈之间建立了一种超越母女的关系，我们在一起议论男人的优缺点，讨论生活的苦和乐，聊一些女人的长与短。在妈妈那里，有着许多做女人的规矩，比如女人坐着的时候不能把两腿分开，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发出嘴唇碰撞的声音，看人的时候不要随便抛媚眼，接人待物要讲礼貌等等，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我。参加工作后，我经历的事情越多，才更深地体会到妈妈身教言传的珍贵，这些够我享用一辈子。

妈妈心灵手巧，她总是创造条件把自己的孩子打扮得与众不同。我们小的时候，当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布料是凭票供应的。尽管如此，妈妈也要让自己的孩子穿得漂亮一点。她动手给我和姐姐做衣服，她用一块黑色的布条镶在红色灯芯绒上衣的领子和袖口处，一件普通的衣服立即添色不少；她给我做的背带丝绸裙，让我在学校里抢尽风头。

我还特别怀念妈妈的开明。妈妈是个观念很超前的女人，小的时候，妈妈就不让我们兄妹下厨房，她总是告诫自己的孩子要多读书，将来一定能有用！她还告诉自己的两个女儿不要急着去学做衣服、织毛衣，她说，将来的社会一定会发展得特别进步，大街上卖的衣服多得一定比你动手做出来的要好上百倍！与其花时间做这些事情，还不如利用这些时间读书。我记住了这些话，尽管到现在我一直不会做那些“女红”的事情，但是，我却在一所普通的中学里以优异的成绩跨入了重点大学的校门。

妈妈紧跟时代，不抗拒时尚的东西。她愿意跟着儿女们到卡拉OK厅里欣赏年轻人的呐喊；她和孩子们一起去吃披萨，去切牛排。最让我感动的是，妈妈一直以来，都是以西方人的方式和我行告别礼。不管是在大街小巷，还是热闹的车站，在分别的那一刻，妈妈总会和我来个热烈拥抱，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在我的脸颊上印满唇印。

如今，这一切都随着妈妈的离去而消失在远方。

《我在央视》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昨日女人花——姐姐不曾远去 

我在36岁本命年的时候，遭受了人生的一次重大打击。

春节一过，我和陈的关系刚刚了断，姐姐就住院了。

两个多月前，姐姐突然感到右肩以下的部位剧烈地疼痛，家里人都以为她是不小心扭伤了，就让她去医院检查，可是查来查去，却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然而，姐姐的病情却在一天天地加重，她的肩后背常常疼痛难忍，已经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安静地躺在床上睡觉了。在一个个漫长的黑夜里，她辗转反侧，坐卧不宁，实在困极了就倚靠在床头打个盹，然后便是等待，苦苦地等待着黎明的降临。

姐姐这样的状况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我当时还在香港记者站工作，听说姐姐不舒服，便马上动员我的大学同学，提供可救治的线索。

那时我和岑联系较多，岑是我的大学同学，家在广州，人却在深圳工作。那时我经常从香港回广州休假，通常不乘坐“九龙——广州”的直通车，而是经过罗湖海关直接进入深圳。到深圳后，我会约上岑一道回广州。岑每次在接到我的电话后，都会开上那辆红色的丰田佳美来海关接我，然后和我一起开车回广州。其实岑并不是每一次都恰好也要返回广州的，有的时候他是为了专门送我才来接我的，常常是把我送到家门口后，他再连夜返回深圳。岑经常很得意地对同学说：“我是她的保镖兼司机。”

那天，岑听说我姐姐肩膀痛，并有可能是扭伤的，他立即推荐了一家中医院，并自告奋勇地要送我姐姐去看病。我立即带上姐姐赶到深圳。

那是家不大的医院，我信那句“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说法，对这里充满了希望。岑帮忙找来一位医生，只见他身材魁梧，四肢强壮，一看就是个推拿好手。

他仔细听完姐姐的陈述，然后让姐姐坐在屋子中间的一张方凳上，开始为姐姐实施推拿治疗。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还是推拿真的起了点作用，十几分钟后，姐姐的脸上开始出现了近来少有的红润，她侧着脑袋，用眼睛向我示意：感觉不错。

大约半小时后，陈大夫结束了在姐姐身上的“蹂躏”，他对我姐姐说：

“回去好好养养，应该没有什么大的事。”

姐姐感激地把三张大团结塞到了陈大夫手中，我知道，这比原先说好的多了一张。

当天晚上，姐姐自生病之后第一次能躺着睡觉了。那一夜我也睡得很香甜，而且还做了一个梦，梦见姐姐带我去爬山，姐姐健步如飞，远远地把我甩在了后面……

然而，没过几天，姐姐的病情又再次变坏。疼痛依然在折磨着她。

冬季的广州，家里的温度通常只有8℃左右，到了夜里则更冷一些。姐姐无法躺下睡觉，就裹着爸爸当年用过的一件军大衣整夜整夜地靠在床头，痛感轻点时，她就斜靠在床架上打个盹。

陪伴她的这件军大衣跟了爸爸很多年，也早就被酷爱干净的妈妈洗得黄中泛白了，但由于军用物资使用的棉花都是质量一级的，所以这件大衣依然还像原来那样既轻便又暖和。真得感谢它，是它在姐姐最艰难的时候温暖了姐姐虚弱的病体，如果没它的温暖，那一个个凄清的夜晚将会把姐姐无情地投进一个怎样的境地呢！

姐姐的女儿从小就跟着姥姥，是姥姥一手带大的。那一年她刚满13岁，能天天和妈妈呆在一张床上睡觉让她感到非常幸福。毕竟年纪小，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一上床她便睡意蒙眬，没和妈妈聊上几句就舒畅地躺在妈妈的身边酣然入睡了。她哪里知道妈妈此时正忍受着巨大的病痛的折磨。

许多年以后，我依然难以想象，当姐姐在无数个黑夜里，被疾病折磨得无法入睡，却又不断听到身边女儿酣睡的声音时，她当时的痛苦又有谁人能体会？

全家人都期待着姐姐的病能够通过静养慢慢地好起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姐姐的背部疼痛居然是由于肝部出了大问题而引起的。

大年初四，姐姐拖着重病的身体坚持要带着女儿去肇庆。前些年，由于工作的原因，姐姐很少带孩子，这次她希望陪女儿到著名的鼎湖山风景区去好好玩玩。

那天早上，姐姐刻意地打扮了一下，因为久病后的脸色不好，她特意涂了一层粉底，换上一件刚刚买的黄花图案的丝绵袄。

临出门的时候，妈妈追上前去一再嘱咐，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还特意叮嘱外孙女要照顾好妈妈。

姐姐脸上闪着笑容，点着头表示知道了。

可是，才到第二天，姐姐就因为两腿突然肿胀得无法下地，被同行的朋友送了回来。他们直接就把姐姐送进了坐落在珠江边的孙逸仙医院。

晚上，姐姐的女儿跑回家告诉大家：“我妈妈住院了。”

爸爸和妈妈吃惊地跑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姐姐的女儿年纪还小，她轻描淡写地汇报说：“医生给我妈妈照了X光，说她肝的地方长了一块东西，要住院观察。医生没说是什么事。”

年迈的父母见天色已晚，决定明天再去医院看女儿。

这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客厅里却无法平静下来。我仔细地回想着外甥女传递来的医生报告，从中揣测事情的严重程度：肝部？阴影？肿瘤？！联想起过去对肝病的一知半解，我突然害怕起来。据我的判断，这次姐姐一定出大事了。

我不敢想象事情的发展，那将是天崩地裂般的结果！我望着里屋已经熟睡的年迈的父母无声地哭了。我轻轻地走到外甥女的床前，看着这个年仅13岁的小女孩，伤痛的心又感到了一阵阵被撕裂了似的疼痛。

第二天一早，我飞也似的奔到姐姐住的医院。通过朋友的关系，我找到了主治大夫。大夫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里，拿出昨天给姐姐拍的X光片，郑重地告诉我，姐姐得的是肝癌，已经到了晚期，任何治疗已经没有意义，现在他们的职责就是让她减少痛苦，多留些日子。

一个五雷轰顶般的报告，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肝癌！这可怕的结果等于是宣判了姐姐的死期呀！为什么会这样？父母知道后该如何承受？今后姐姐的女儿又该怎么办？我能做什么？

“医生，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在沉默了半晌之后开始哀求医生。

“除非进行肝脏移植，那要20多万。况且我们要等待有好的肝脏捐献才能做手术。你姐姐的情况已经很糟了，恐怕等不到有肝脏捐献者就……”医生如实告知。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走出大夫的办公室的，我不敢马上去见姐姐，这样的结果对于姐姐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她还不到40岁呀！

我在医院的楼下静静地站了好一会儿，决定暂时不告诉姐姐诊断结果。然后我走进了姐姐住的病房。

曾经如市花一般的姐姐如今满身插满了管子，静静地躺在病房的一角，护士正在给她发药。姐姐看到我进来，强打起精神，睁着两只无神的大眼睛看着我。她猜到我刚才已经去见过医生了，她希望知道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

我没有把实情说出来，而是坐在姐姐的床边，深情地问姐姐：“姐，你感觉怎么样？”姐姐点点头。

“医生说我得的是什么病？”她迫不及待地问。

“医生说你的肝部有点问题，需要治疗，详细的情况还要观察几天。”

姐姐没有再追问下去，她的眼神开始舒缓。她和我聊起了别的事情。

“你和香港的陈真的分手了？我觉得小钟这人挺好，可以考虑……”

看着姐姐，我心里难受极了。姐姐也是个婚姻失败者。几年前，她和姐夫离了婚，因为她喜欢上了另一个人。然而这个人却最终辜负了姐姐，这令姐姐十分悲伤。

3月16日，姐姐的人生走到了尽头。她把自己存下的3万元钱全部用在了治疗上。就这样，一无所有的姐姐从此撒手人寰。

姐姐停止呼吸的那个早上，我正在从香港赶回广州的路上，我计划好了，上个星期没有回家，这次可以在姐姐身边多呆两天。

当我走近家门口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些异样，在家门口的角落里点了一支白蜡烛（我的家族信仰天主教），我预感事情不妙，急忙推开家门，我看到了我最不想看到的一幕：爸爸和哥哥正坐在客厅里流泪，妈妈已经倒在里屋的床上，哭得不省人事了，陪在一边的弟弟也正在抹着眼泪。

什么都不用问了，一定是姐姐走了！我和妈妈抱在一起，放声地痛哭起来。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生离死别！一个美貌端庄、气质不凡的姐姐就这样从此消失了，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个事实。

那几天我一想起姐姐就泪流满面，为了不刺激妈妈，我就常常一个人躲在阳台里哭，直到把眼睛哭肿为止。

我生平第一次走进殡仪馆，在那里我为姐姐买了个做工十分精致的，银色的刻着花的骨灰盒，我觉得这样才衬得起漂亮的姐姐。

那段日子，姐姐的骤然离去，使我的生活里充满了苦涩。

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的办公室就设在新华社大楼内，它位于跑马地一带，那里不仅和跑马场一路相隔，而且紧临一座天主教坟场。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这里，而且从我所在的15楼办公室的窗户刚好可以俯瞰到下面整个坟场。据说当年新华社来到香港选址，是以较低的价格买下这块土地的。

没有采访的时候，我经常就坐在自己的那间办公室里，望着楼下那片坟场冥思，常常是想着想着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滑落下来。姐姐为情所困，为情付出的惨痛教训时时在提示着我。

想着楼下坟场里掩埋的尸骨，我感慨人生的苦短，也常常会联想到自己的过去，对未来充满了迷茫。那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表达对生命的咏叹：

打从我开始认识这个世界，便知道自己是活着的。

听妈妈讲，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差点没养活。那是困难时期，国难家愁，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当然更难逃厄运。饥饿曾经给初来乍到的我重重的一击。那个时候，我本该早早地从这个世界逃离，可上帝觉得我还欠磨难，所以就把我留了下来。

也许是先天不足、后天亏缺的缘故，父母为了把我这株幼苗养大，没有少花心思。长到三四岁，我在刚刚能分辨天空和草地的时候，居然也能准确地认出中草药里的当归和党参。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有点愧对那些草根树皮，我长得太微不足道了，人们索性就叫我“袖珍”。其实，那会儿，我已经听说宇宙天体开始变小，却不明白上帝为什么非要让我再去挤占一片天空？

还好，随着国富民强和地球的日益膨胀，我的生命力也日渐顽强起来，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临到最后，医生都会告诉我“所有器官未见异常”。

我本该感谢上帝，可长大后的我开始懂得：生命应由肉体和精神两个部分组成，单是器官的正常与否似乎还不能让人体会到幸福的全部真谛。

那么幸福是什么？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讲过：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是肉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唯追寻到二者的和谐统一，方算是捕捉到了生命的最高境界。

然而，这不过是先人对生命意义的一种期盼而已。

转观尘世，在这个纷乱复杂的社会里，何处去寻灵魂的静谧？弱肉强食，僧多粥少，到处狼烟四起，暗藏杀机。适者生存，名为鼓励世人发奋进取，实为助长了相互搏杀的烈焰。于是乎，有人为了本应得到而最终无缘的东西一辈子愤愤不平，郁郁寡欢；有人为了抢夺别人手中的一块肥肉，天良丧尽，尔虞我诈；也有人为了能在其中找出一些公理，耗尽一生，苦苦追寻。

生命到底是什么？是一连串的无奈。它让你一辈子为了某些耿耿于怀而最终无法获得的东西不停地懊悔，沮丧。

说起来，生命的获得，本身就是个痛苦的过程，怀胎十月，婴儿落地报答母亲的第一声不是开怀的大笑，而是痛苦的呐喊。如果把生比做一场伟大悲剧的开始，那么只有生命的终结才能彻底脱离苦海。

曾几何时，我在无数次赞叹生命的伟大之后，突然有一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望着点点街灯渐渐隐去，陡然间，我想到了生命的终结。那是理想破灭时的绝望，是梦醒时分的虚无。当我独自嚼着苦涩的结果时，我真的不知道除了一死了之，我还能有什么方式可以解脱？

三十多年来，我在人生的沼泽地里兜兜转转，我曾经在没有辨清方向时就深陷泥潭，等我发现找错了目标，再想回头，已经不知该落脚何处。

也许是那个偶然的机会，我真的遇到了梦中的他，但还没容我抓牢，他已经像一只随风飘荡的风筝离我而去。

我对着天空喊：等等我，让我跟你一起飞翔。

可我不无遗憾地发现，他已经滑落到对岸的一叶扁舟上，河水载着他向远方漂去。我想跳上船头去为他摆渡，可生来不谙水性的我，唯有孤寂地呆在岸边，无奈地看着他走远。

你说：生命原本是一个过程，至于结果——死亡，那是人人都要面对的。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去强求某一阶段的辉煌呢？

爱在人的一生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有人说，爱是两颗心的碰撞，是四目相对时的震颤，是心领神会的默契；也有人说，爱是一种意志，一种决心，一种承诺。

爱是人类一个永恒而却永远没有答案的主题。千百年来，人们为它投笔泼墨，倾诉着没完没了的故事。说白了，其实是一种付出和得到的不平衡。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痴情，就注定有人负心，无数恩恩怨怨便由此产生。

借问世间爱为何物？我说它是天上的彩虹，来时灿烂迷人，走时无影无踪，留下的永远是一颗孤独的灵魂。

我在想：我这一生中，注定要像柏拉图一样，生活在精神的世界里。既然上帝如此安排，让我在遍尝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我唯有说：我别无选择。

漫漫人生路，谁伴我独行？遥远的天边是否还亮着那颗星呢？

生命，真的是永远的无奈吗？

荆棘丛中，又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在姐姐去世后的第八年，写了一篇文章悼念她，在那篇文章里，我回忆了姐姐辉煌而又无奈的简短一生——

情 祭

——谨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姐姐

姐姐，今年是2003年，你离开我们已经有八个年头了。

前几天我在整理过去写过的一些文稿时，发现了我曾经在你去世第八个月的时候写过一篇祭文，我算了一下，今年恰好是你走后的第八个年头，我决定重新整理这篇祭文，以表达我对你的深深怀念。

你活着的时候最喜欢“八”这个数，你说在十个数字里，只有“八”最完美最如意，可我没有料到，你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竟然也选择了“八”——那天早上八点二十分，你的心脏最后停止了跳动；我在极度悲伤中发现，你在这个世界上刚好活了三十八年零八个月。

八年来，我常常想起你，虽经岁月的流逝，加上母亲的离去，已经哭干了我的泪水，我不再像前几年那样撕心裂肺般地怀念你，有许多时候我甚至不再想你，因为我要坚强地活下去。

在你离开我的这些日子里，我无数次捧着你的照片细细端详，试图能从中找出你生命匆匆走完的答案。

你天生丽质，把父母身上的所有优点发扬光大。上帝是那么关照你，赋予你一副漂亮的面孔和骄人的体型。你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优势，并借助歌声和舞姿尽情地向世人展示，从学校的宣传队到市级歌舞团，从跳“忠”字舞到芭蕾，从演员做到司仪，你在舞台上奉献了青春。

你从小就在鲜花和掌声中长大，十九岁的时候，你几乎成了我们那座城市的一朵市花。走在大街上，你光彩四溢，引来无数倾慕的眼光，让我这个“丑小鸭”也忍不住要频频仰起头来看你，并从中分享一份骄傲。

小的时候，你的美艳让我几乎不敢面对镜子，也许正因为内心的自卑，你逼得我只好把照镜子的时间拿来读书。

你在舞台上呆得太久了，你不明白舞台下面还有那么多的无奈，你拿舞台上一把美好的尺度去丈量生活中的人和事，于是，你感到了彷徨、沮丧和痛苦。

时至今日，我依然在想：当初人们为什么只会赞美你，欣赏你，却没有人告诉你，生活并不都是鲜花和掌声，更多的时候还会有荆棘和苦酒。

我不知道是不是出于一种逆反的心理，你在无数追求者中居然选择了一个其貌不扬的丈夫，这位来自农村的普通军人，深知他的地位和责任，从一开始就心甘情愿为你付出，虽然总有人笑你们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但他却乐此不疲。他几乎把你“供”了起来，承担了家里所有事物，甚至连每天的洗澡水他都会为你备好。开始几年中你们也相安无事，但变化中的世界充满了太多的诱惑，于是你开始不甘心留在家里，你要出去试试自己的本事。

为了寻求生活的完美，你从工人、文员、公关做到经理，你原本可以从一个个角色的转换中实现一个完整的自我，但你最不应该的是，把个人的幸福轻率地系于男人的身上。

我在整理你的遗物时，在一本崭新的日记本里发现了你最后的心里独白。你说你恨男人，你被三个男人伤透了心，你在日记里写下许多相同的话：

“我的心死了！”

你的朋友告诉我，你在发病的前夕，曾经用大量的烟酒来麻痹自己，一晚上能喝掉半瓶的洋酒，你那时的痛苦究竟有多深？事后我深深地责备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好好劝劝你。我只顾着在香港的大街小巷采访各类人物，离你很近却无暇顾及你的心灵世界。

在你住院的那段日子，我第一次走近医院住院部那个白色的世界，近距离地看到那么多病人，第一次感到了生命的脆弱；我永远忘不了你那双求生的目光，那是恐惧、无助和强烈要活下去的愿望交织在一起的眼神。为了这双目光，我曾冒着大雨，夹着医生替我偷出来的X光片和病例四处奔走求医；为了这双目光，我克服了严重的心理障碍，在医院里为你无怨无悔地去做任何事情。

你的离去，让我第一次直视死亡，第一次看到了人是如何从活着再到消亡的全过程。

姐姐，你知道吗？你的离去，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不再平静。一直把你当做掌上明珠的爸爸，因为你的离去患上了脑血栓，多亏救治及时，才没有留下更多的后遗症；而一直视我们几个为人生唯一支柱的妈妈因为你的离去，常常以泪洗面，三年后也离开了我们。

三年时间，在这个世界上与我最亲近的两个女人相继离我而去，我在送走妈妈的那一刻，真的觉得我的人生到了最孤独的时刻，我是那么绝望，感到生命已经不再有意义。

你活着的时候，我这个当妹妹的曾经是那么幸福。你带着我品尝过各种好吃的食品；我从来就没有操心过我该买什么衣服，该用什么化妆品，每次你都会在广州替我选购一批适合我的衣服和女人用品，我只需定期回广州领取就行了；我经常可以免费观看你专为我表演的“时装秀”，你用自己的形体语言告诉我做女人是如何有魅力；多少个夜晚我们俩坐在客厅里整个晚上说着女人的话题，直到母亲出来“强行干预”……

现在这一切都失去了。

你走了，在人生的一个辉煌的年龄段，你匆匆离去。我和哥哥为你挑选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骨灰盒，希望它能陪你继续美丽。我们把你和妈妈一起葬在故乡的泥土里，希望你不再感到孤寂。

听妈妈说，你在弥留之际总在问家里人：文华为什么还不回来？我真的很后悔，在你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陪伴在你身边。我原打算在香港多工作一周，可以把回来看你的时间延长一些，谁想到，当我匆匆赶回家的那天上午，你却已经在这天的早上走了。

姐姐，你放心吧，你的女儿，我已经替你把她养大了。她现在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有许多男孩子追她，我已经答应，她的婚礼由我来操办。

听妈妈说，徐家这支血脉好像旺男不旺女，从爷爷的爷爷那一辈开始，最后都只留下一个女孩；到了爸爸这一代，四兄妹中的小妹妹也是30多岁去世的，留下大姑姑一直活到现在；今天，你又走了，剩下我一人面对未来。不知道是不是天意，在我们的下一代中，已经形成了两男一女的格局，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到永远。

姐姐，八年了，我已经习惯独自面对人生，自从妈妈也离开我之后，我经常想：是你们把生命中的某些原本属于你们的时段留给了我，我要好好地活着，活出精彩，等到有一天，我见到你们，再好好地向你们讲讲人间的故事。

《我在央视》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探访东非大裂谷

2005年8月2日，由五位中国科学家和13名中国记者组成的中国首支科学考察队从北京机场起飞，他们从1万多米的高空上穿越了喜马拉雅山脉，飞跃了古印度的上空，历经13个多小时的飞行，抵达了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科考队此行的目的是要对埃塞俄比亚境内的东非大裂谷进行多方面的科学考察。

为了跟踪报道中国科学考察队的活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专门派出由记者、编辑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四人报道组亲临东非大裂谷。我和三位同事（他们分别是——出镜记者孙宝印、摄像师杨小刚和技术员王悦）有幸成为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第一批用摄像机镜头记录东非大裂谷的人。

（一）向非洲进发

被世人形象地称为“大地脸上最大的伤疤”的东非大裂谷，一直以来就是中外科学家向往的神秘土地。

有记载说：东非大裂谷全长近7000公里，在埃塞俄比亚境内长1300多公里，是东非大裂谷中最开阔的一段。它宽40公里到100公里，深580米到1000米不等，东非大裂谷犹如一座巨型天然蓄水池，非洲大部分湖泊都集中在这里，大大小小有30多个，呈长条状，像一串晶莹的珍珠，沿大裂谷一字排开。成群的非洲秃鹳、鹈鹕、河马等聚居在湖区生活；自然恬静的查莫湖是大裂谷南部著名的鳄鱼湖，生活着上千条野生鳄鱼。大裂谷两边的山地野生动物保护区内，有大量的非洲斑马。附近山地、草原上则生活着很多狒狒、羚羊、斑马等野生动物……

东非大裂谷如此特殊的自然奇观和独特地质环境，以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是吸引中国科学家千里迢迢组队前来探密的主要原因。

埃塞俄比亚，在古希腊语中就是“被太阳晒黑了的人民居住的地方”，从世界版图上看，那里是最靠近赤道的国家之一。

在此之前，不瞒你说，我的采访足迹已经遍布了全中国，也曾经到过一些国家采访，但是深入非洲大陆报道科考这还是第一次。

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不想来，正如我的朋友们所讲的那样，我最应该去的是巴黎或罗马，到一个非洲贫穷而落后的国家科考，对我来说似乎有点勉为其难。但是，部门领导坚持认为，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是由我负责联系的，还是应该让我去。

临来的时候，我就设想了许多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其中包括准备高等级的防晒用品，自备急救药品等等。科考队也为每个队员装备了能够遮风挡雨的全套服装和特制的登山鞋。但是，以往的经验提醒我，到了那种环境中，有许多事情根本就是防不胜防的。更何况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到彩虹？豁出去了！

飞机从北京起程，途经印度，最后到达了东非的埃塞俄比亚。

坐了一天的飞机，我和科考队的成员终于在这天夜里抵达了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从出海关，再到酒店，然后洗个澡躺在床上，考察队整整花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第二天一早要赶路，我算了一下，睡眠的时间剩下不足5小时。我们在当地一家号称可以和北京王府饭店相提并论的饭店匆匆过了一夜。

（二）沙石土路

按照考察队的行动计划，第二天一早，首先要从首都出发，驱车500公里后，直抵南部城市阿尔巴门奇，然后从那里开始北上考察大裂谷中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当地的动植物资源以及火山构造等。

斜贯埃塞俄比亚的东非大裂谷很快就向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展示出其多姿多彩的一面。她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时而玩弄玉带、翠碟，向人们捧出温柔的湖泊和秀美的草原；时而又如咆哮的雄狮，把奔腾而至的瀑布横在你面前，一泻千里。大裂谷里的海拔从1000多米轻松地上升到4100米，让人们在瞬间的冷热交替中体会出高山与盆地的气候差别。这就是大裂谷，这就是东部非洲。

但是，欣赏东非大裂谷中的无限风光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进入大裂谷，我们首先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每天都要在行进的汽车里饱受车外无孔不入的漫天飞扬的尘土的侵袭。因为在埃塞俄比亚，整个国家只有一条铁路，公路是支撑整个国家经济的主要动脉，但是在所有的公路中，却只有10%为柏油路面，其余均为沙石土路。我和所有科考队员每天都在颠簸的汽车上，重复着相同的动作——用手不停地摇动着汽车的玻璃窗，时而关闭，时而打开，以尽量减少尘土的涌入。因为当地的汽车几乎全部是发达国家进口而来的二手汽车，汽车里没有空调，最热的时候汽车里的温度能超过35℃，坐在里面只需一两分钟，脸上和胳膊上就开始往外冒汗珠，我曾经和车上的男生尝试伸出手臂，比赛看谁最先出汗。有时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我们宁愿选择呼吸尘土，也要打开一扇车窗。负责开车的埃国小伙子脸上经常是汗水汇成小河，顺着脖子往下淌。

科考的道路崎岖不平，但是，为了在沙尘滚滚、遮天蔽日之后能够发现非洲有科学价值的化石，看到这个陌生大陆完全不同的自然景观，我和大家别无选择！

坐在这样的汽车里，我常常发现刚上路不到半小时，早上刚洗过的脸就被路上的尘土抹刷上了第一层粉，等到达目的地时，我已经无法从它的分量上感觉是第几层了。我们每天都在路上与黄土进行搏斗，严重的时候，眼睫毛和鼻孔里都沾满了非洲的黄土。从北京带来的护肤品白天根本用不上，用来补水的喷雾如果用在灰头土脸上，不亚于清水搅拌黄泥；防晒霜用得再多也抵挡不住非洲的烈日。

这天，科考队在一路风尘中抵达了埃塞俄比亚中部的祖瓦依湖，酒店就坐落在美丽的湖边，落日余晖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生动极了。四周景色很美，但是有一件事不太美，这就是房间里的自来水不能使用！因为这里的自来水没有经过必要的消毒处理，里面含有大量的虫卵。

晚上，我传完新闻回到房间，手上只有一瓶矿泉水，我的脸已经被黄土涂抹过，身上也出过大汗，一瓶水能干什么呢？万般无奈之下，我用三分之一的水漱了口，用三分之一的水擦了把脸，再留下三分之一的水，留到明早起床用。

有那么一两天，我觉得自己的神经都快要崩溃了。我在给好友的手机短信上留言：“我多年来用重金打造的脸，已经毁于一旦了！”“到了非洲，我才知道人的生命力能够如此顽强！”

尽管我心疼自己的那张脸，但是，我知道在这种地方任何牢骚都于事无补，自己不能把这种糟糕的情绪带给大家。我唯一能为自己做的就是，每天利用中午大家就餐的时间，在附近找到一个水龙头，痛快地洗把脸。

从首都到阿尔巴门奇，我们整整走了一天。

阿尔巴门奇是埃塞俄比亚南部最大的城市，这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工业的迹象，充斥在大家眼前的是当地人赖以为生的玉米、高粱地和漫山遍野无人问津的野生植物。马路上不断有狒狒出现，它们在我们的汽车旁边勇敢地抢夺我们手中的食品，因而也成了在大裂谷最早迎接中国客人的有生命力的东西。

经过一路长途跋涉，当天深夜考察队进入了当地一家由意大利人开办的小酒店。

酒店就坐落在大裂谷地带里，它的背后就是大裂谷陡峭的一部分，周围没有我们常见的围墙和院子，四周和外面的道路连接，我们一直在快进入房间的时候，才在门口踏上了一小块水泥地面。

我们从北京带来的十几箱传送设备和摄影器材根本无法在碎石路面上推着行走，只好花钱请来当地人帮助搬运。

酒店的每一个房间门口都是用竹片编织而成的拱形门廊，远处看过来就像一个个大的鸟笼子，人从里面进进出出，仿佛和自然界的动物没什么两样。

就是在那座极力营造出和周围环境一样古朴的酒店里，我们遭受了走入非洲后的第一次失败。

（三）悲情大裂谷

第一天的科考结束后，晚上我们激情满怀地要把进入大裂谷的最初印象和所见所闻编辑成片，并以平时新闻的两倍长度回传北京。可编辑机刚一支起来，房间里就停电了，大家只好把编辑机搬到酒店的露天餐厅里继续工作。

零点时分，孙宝印和小刚把新闻片剪辑完成了，早已等候在一旁的技术员架起海事卫星电话线开始传送。此刻，我们几名记者都不愿意提前离开传送现场。在这个远离自己国家，远离城市喧嚣的大裂谷深处，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正在通过微波传回8000多公里外的遥远国度，我们多少都有点兴奋。大家围坐在传送机前，一边聊着天一边看着电视图像被压缩成定格的画面后慢慢地往前移动。

海事卫星电话的传送装置很轻便——一部电话，一块传输板（相当于一本杂志那么大），传送的时候只需要把传送板对准某个方向，接通北京的电话就行了。按照当今海事卫星电话的传输规律，通常一分钟的画面要传送半小时，照此计算，当天制作完成的近四分钟新闻必须要用两小时来传送。

海事卫星电话传送的特点是先传输画面，在临近结束前的一分钟开始传输声音。如果整个过程还没有结束，而是中途或在结束前的一秒钟自动停止，所有的过程都将前功尽弃，也就是说那样传回北京的新闻除了是不完整的画面，还有就是听不到任何声音。

虽然事先我们已经知道海事卫星电话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但谁也不愿意相信就偏偏被我们碰到。但是，就在传送进行到最后的时候，画面自动停了下来，第一次传送失败了。

已经是当地时间深夜两点多了，寂静的大裂谷除了我们几位电视台的记者在昏暗的灯光下忙得团团转，四周就只有不时传来的风声。技术员王悦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在不明白原因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再接再厉，把两小时的传送再重新来一遍。

“我留下来吧，你们都先回去休息！”为了节省人力资源，我主动提出自己坚守传送阵地，而让另外三个人回房间去休息。因为我考虑到：宝印是负责出镜播报的记者，他不能累倒；小刚要管拍摄，更不能倒下；王悦年纪小，也要照顾。

但是小刚坚持要留下来和我一道坚守岗位。我们俩人坐在四面透风的餐厅里，一边监视着传送中的画面，一边聊着电视台里的人和事。夜风很冷，我们把考察队发的防风雨服装全穿上了，把帽子也戴上了，小心翼翼地盯着变化中的监视器。

又是两小时过去了，我在心里暗暗地计算着，如果这次传送正常，回到房间后还可以睡几小时。但是，在同样的时间和同样的画面上，传送再一次中断，所有的努力第二次前功尽弃。

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技术员王悦从屋里走出来，也许他根本就没有睡着。

因为传送的工作是由他负责的。为了把新闻传回北京，他决定把卫星设备搬回自己的房间再试验一次，这样他们可以躺在床上监看传送过程。我被大家强行让回房间去休息，而几个大小伙子把卫星传输设备转移到房间里继续工作。

早上，我从朦胧中醒来，能睡上三小时已经很幸福了。我急切想知道最后的传送结果，穿好衣服，顾不上洗脸，我就跑到隔壁房间去打听究竟，刚一进门，就听到宝印正在和北京通电话，一夜没睡的摄像师和技术员一脸愁容地低声告诉我：第三次传送也失败了！现在只好通过电话的形式把解说词送回北京，让台里编辑在电话的录音上面配画面播出。

一个通宵的连续失败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写下了憔悴，给所有人的心里增添了负担。如果新闻无法正常传送，此次我们极力打造的“中国新闻在海外”和“记者现场播报”的形式就无法体现出来，更要命的是从这里传回去的所有新闻，将因为不能使用现场同期声而无法再现其中生动而感人的效果。

我把在大裂谷第一个晚上遭受的挫败形容为“悲情大裂谷”。

第二天，分析传送失败的原因成为大家在路上反复谈论的话题。

“我们仔细想想问题都可能出在哪里？悦悦你别着急，我总觉得曙光就在眼前，我们一定能找出原因的。说不定今天我们就能顺利解决问题。”我一路上不停地给大家打气。

第二天考察任务刚一结束，回到住地，技术员王悦顾不上休息，马上把海事卫星电话重新架了起来。经过反复的思索，他想到了一个“化整为零”的办法，就是把昨天传送失败的那条新闻分成若干段来传送，试验一下短时间的传送效果。结果，他成功了！第一时段半小时的传送很顺利地完成了。

大家开心地跳了起来，有了这一次成功，说明能够继续实验下去，意味着出发前大家设想的多种新闻采制形式还能够实现，大家郁闷了一天的心情立即烟消云散。

这时我注意到，就在大家欢呼、感叹的时候，宝印已经爬到床上（因为房间里仅有的一个小桌子摆上了传输设备），开始在下一篇稿子里抒情了。

传送的问题一解决，我开始腾出更多的精力去关注眼前这个世界。

（四）自然王国

从埃国境内的大裂谷南部到中部再到北部，考察队一路上接触到了许多当地居民。他们生活得十分简单，一块大布不用剪裁，只需往身上一披，就可以遮风挡雨；他们用手中划船的木桨就能准确地击中湖里面的鱼，然后轻松地把它们捕获上来；他们在湖边借助天然的湖水，把鱼开膛破肚，然后丢进锅里煮熟，拌着盐吃下去。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地人还喜欢吃一种叫“英吉拉”的食物，它们是用苔麸做成的薄饼，有锅盖那么大，在上面放上用辣椒和米醋调配而成的牛、羊、鸡肉等，吃的时候不用什么餐具，直接用手撕下其中一块薄饼，蘸着上面的配菜送进嘴里。

当地人曾友好地请我品尝他们的英吉拉，他们用那双黑炭般的手指捏着英吉拉送到我的嘴边，试探我是否敢吃下去。我明白他们的用意和友好，便勇敢地张开嘴，接下他们手中的食物，然后吞咽了下去，并向他们报以微笑。

其实，当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小镇上，总会有一些小型的西餐馆可以进食，那里面装修得十分简单。从南到北，一路走来，我发现几乎所有的西餐都是一样的食谱：一份用西红柿或洋葱做成的汤，然后是一道主菜，里面千篇一律的是用水煮熟的土豆或胡萝卜，没有青菜，但一定有面包。

如果说当地有的外国老板在房间的设计上多少还带有点刻意营造的味道，那么，走出酒店，我发现当地人居住的地方根本不需要任何修饰。

除了首都以外，许多埃塞俄比亚人住的全是茅草屋。

在这种房子里，中间围着一棵树或者竖着一根木头，在它的周围由上至下撒上一圈茅草，下面再用泥巴糊上，就是一间房子了。他们在里面生火做饭，生儿育女；他们把自己和家里的驴、马关在一起，相伴而居。

令我十分感慨的是，当发达国家的人们已经开始到太空上去遨游，能够去火星上探测的时候，这里的人们还在用最原始的方式出售着自己的劳动果实。主持人孙宝印在当地最大的一个集市上采访到：当地人们依然在用小铁罐量着豆子的重量；他们尽管衣衫褴褛，却非常主动和外边来的人们打招呼；他们的国家虽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可在他们的脸上却很容易见到明亮的笑容，在那上面透着满足。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简单，如此自然。

在大裂谷中穿行，我还注意到，当地人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是我们这些自认为已经走入现代化的人所望尘莫及的。

在阿瓦萨，考察队住的地方简直就是一座天然的动植物园。参天的古树盘根错节掩隐其间，各种野生花朵比平时见到的要大上几倍，且鲜艳无比，我不知道用“鸟语花香”来形容过这里之后，今后在别的什么地方我是否还会使用这个词语。最有趣的是，各种鸟儿和猴子时常出没在大家的四周，一大早，它们就跑出来和人们亲近，它们在考察队的越野车周围上蹿下跳，在记者的镜头前摆出各种姿态，大方地让你留影。在大家就餐的时候，常常会跑出来五六只小猴子，它们就守在你的饭桌旁，用近似于凄婉的目光盯着正在进餐的人，让你不忍心自己顾自己，而不去分给它们一些食物；在这里，考察队的科学家还耐心地观察到其中有珍贵的鼬猴，我们的摄像师忠实地记录下了它们的生活习性。

在埃塞俄比亚，尽管国民经济发展十分薄弱，但是，当地人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意识却是十分超前的。在埃国境内有大小13座国家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里面生活着众多珍贵的野生动物。像埃塞俄比亚狼、野生羚羊、狒狒、鳄鱼、火烈鸟、鹈鹕、鹳等等，其中埃塞俄比亚狼目前在世界上仅存400只，相当的珍稀。

在大裂谷东部的戈巴地区，考察队在当地人的带领下，爬上了海拔4100米的巴莱山国家公园，去观察埃塞俄比亚狼。我和其他队员在寒风中耐心等待了半小时，终于见到了这种奇特的动物。

第一眼见到它，我就敢断定，这是我见到过的最漂亮的一种动物。它身披闪着金红色光芒的皮毛，个头比一般的狼要小一些，两只机灵耳朵很和谐地竖在头顶，尾巴很长、很粗，在它的背上和尾巴上都长着红中带金的毛。它远远地望着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机警地和我们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它的动作十分敏捷，人根本无法靠近它。摄像师小刚扛着摄像机，宝印拿着三脚架，两人跟踪了它很长一段距离，但只能用长焦镜头拍到它的身影。

追求完美的摄像师在事后依然喋喋不休地抱怨：距离太远了，根本无法拍到狼的面部特写！

是啊！埃塞俄比亚狼是远离人群的，它们总是独自奔跑在荒山野岭中，在我的眼里，它们有一份勇猛，同时也带有一份孤独。

在大裂谷北部的祖瓦依湖，考察队还近距离地观察到了生活在那里的火烈鸟。和埃塞俄比亚狼相反，火烈鸟几乎没有单独活动的习惯，它们总是集体在水中觅食，成群结队地飞翔。在开阔的湖面上，成群的火烈鸟把蓝色的湖面点缀成玫瑰色，由于它们身上长着红白相间的羽毛，一旦飞翔起来，就会在空中划下一道淡粉色的弧线，读过美学专业的宝印把它们描绘成“粉红色的飞翔”。

要说非洲的动植物资源，真的只有用“丰富”这个词来概括。

再说说那里的植物吧。科学家说那里是植物的天堂，果然名不虚传。

在大裂谷地区，有许多大家叫不上名字的植物。在南部，许多树木长得十分放肆，它们仗着有辽阔的空间，尽情地伸展着自己的臂膀，以至于许多树木都朝着横向发展，而无暇顾及身高，最后它们都长成了太阳伞状或者是矮脚酒杯状的样子。

看着这种长相的树木，我坐在行驶的汽车里，常常情不自禁地就会想起毛泽东先生写的那首《蝶恋花》，里面有这么两句诗：“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人用奔放和舒展的舞蹈来演绎这首诗歌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

还有那里的仙人掌，更是长得肆无忌惮，它们就像超级篮球巨星昂首挺立在田间地头，它们带刺的掌叶宛如古时战场上，勇士手中拿的盾牌那么大，那么坚不可摧。有意思的是，许多当地人就地取材，选择用仙人掌做他们的庭院卫士，真是物尽其用。

埃塞俄比亚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之一，在原始森林里很容易找到咖啡树。据说“咖啡”的叫法，就起源于当时在这里发现咖啡的地方“加法”。在许多不起眼的小镇，其他的建筑都可以平凡而无味，但那里的小咖啡馆一定是当地最别致的。

（五）美在天然

行驶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痛苦和美丽并存。只有吃过这里的苦，才能发现更美丽的风景。

在大裂谷里，除了经常能够看到的珍贵化石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以及独特的自然地貌，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民。

走在埃国的土地上，我经常被当地人优美的体态所吸引。可以说，埃塞俄比亚人的体型是最佳的人体黄金分割线，他们大多上半身偏短，有很纤细的腰身和外翘的臀部，下肢笔直而修长。无论他们身上穿的是什么，哪怕是一块大布随便往身上一裹，也能从他们的举止中透出美丽。

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放牧的少女手持放牛鞭，冲你羞涩地一笑，然后一转身婀娜地走在乡间小道上，无需彩排，就能把许多专业模特给比下去；在原始部落，许多人习惯赤裸着上身，黝黑的皮肤在太阳下闪着亮光，当他们集体排列在那里，用美丽的大眼睛向陌生人行着注目礼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组绝佳的雕塑群像。真的，从他们身上，我体会到：美，来源于自然；美，其实是不用过多去修饰的。

在大裂谷这个鲜与外界交往的高山峡谷之间，我们感受到了当地人的真诚与坦荡。

在大裂谷中部的阿瓦萨，考察队深入山地森林考察植物资源，当地的小学生发现考察队员后纷纷跑过来要帮助科考队员背行李，好从中赚取一些零花钱。宝印不忍心把身上的大背包交给其中一个个子矮小的孩子，但是，这位名叫曼吉斯图的小男孩却十分聪明，他借助流利的英语，机灵地拉着宝印去林子里寻找咖啡树种，并乘着记者工作的间隙，不失时机地把宝印身上的背包移到了自己的身上。

如果说这位可爱的小孩子是利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打开了与中国客人交往的窗户，那么，无言的相处同样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埃国人的聪明和淳朴。

负责给电视记者开车的司机叫森太尤，今年27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埃塞俄比亚人。他不会说英语，几乎听不懂任何英语单词。刚开始，我们彼此交往很困难，许多要求无法传递。但是，我们几个电视记者很快就发现，森太尤其实是个很内秀的年轻人，在无声的交汇中，他善于“察言观色”，他能从中国人的谈话中揣摩出其中的意思，并经常从汽车的倒后镜中捕捉和发现中国人面部表情的变化。

一开始，他怕掉队，总是紧紧跟在前面的汽车后面，前面汽车行驶中扬起的尘土让我们紧随其后的汽车苦不堪言，我连说带比划地告诉他，希望能与前面的汽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很快明白了，从那以后，在车队行进途中，他总是设法和前面的汽车拉开一定距离，既不掉队又可以让记者们减少途中尘土的袭击。一次，宝印身体出现不适，他坐在后排座位上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让头部依靠一下，但是，我们几个人努力了几次都没有解决问题。森太尤从汽车的反光镜里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当车队在中途停车考察时，森太尤主动把车后面的行李进行了调整，宝印一上车，立即发现了他的头部有了一个可以依靠的位置。这让宝印十分感动。

在埃国首都国家博物馆，我认识了一位负责看护人类祖先——露西化石的保管员，他叫门其尔。

门其尔是在我参观完了露西化石后，引起了我的注意的。他把存放露西化石的柜子仔细锁好后，跟着我走出展室，他用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我，当我用微笑回报他时，他开始用带着浓重的埃国口音英语和我交流起来。

门其尔是个中年男人，他个子不高，戴着一顶产自中国的毛线帽子，穿着一件最常见的中国式深灰色上装。我的英语水平一直以来就是我的致命弱点，但是，当两个非英籍的人走在一块，且英语都说得半斤八两的时候，居然通过眼神和动作，很容易把对方的意识揣摩出来。他说他喜欢中国人，希望我今后有时间再来，如果想看露西，他会安排的。他的脸上一直荡漾着真诚而灿烂的笑容。末了，他问我讨要名片，并让我用中文教他读我的名字。我只读了一遍，他就记住了，并很快把我的名字谱成了单曲，反复吟唱。

看到他学说中国话那可爱的样子，我被感动了，我对自己说，真的很抱歉，在埃塞俄比亚的十几天中，我居然没有学会一句埃国语言。

我觉得宝印说得不错。他说，埃塞俄比亚人也是一个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民族，毕竟他们的国家是一个有着3000年历史的非洲古国，这里不仅有着令世人惊叹的考古发现，同样也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六）一路有你

在埃塞俄比亚的日子里，我和同来的三位帅哥朝夕相处，彼此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俗话说，只有一起相处过，才能彼此了解。

此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可到了东非，我才知道这一路上有两个比我还要追求完美的人——一个是宝印，一个就是小刚。由于科考队总在不断行进中的特点，许多时候，小刚抱怨没有更多的时间能停下来，利用三脚架把一些画面拍得完美无缺，尽管他的画面已经拍得十分讲究，并不断得到总部领导的表扬。还有那位宝印，在十几天的工作中，他所表现出的成熟采访经验和对新闻现场的灵活把握，让我由衷地佩服。

我注意到，宝印每到一个采访地点，都表现得非常亢奋，他总是先把自己感染了，然后再去影响他周围的人；他对所要采访的人物和采访细节总能迅速而细心把握，让他们成为新闻事件中最生动的元素。这位学了几年美学的研究生，还擅长把一件看似普通的故事描写得生机盎然，比如他所写的“带着凄婉目光”的小猴、他形容的火烈鸟具有“粉红色的飞翔”等等这些解说词，随着新闻的播出，很快就让国内的观众记住了。

东非是一片充满着原始而又纯净的大陆。尽管这里的工作环境很艰苦，但是，我们常常苦中作乐，我们是快乐的。

与我同来的三位男生，都称得上是电视台的帅哥级人物。宝印做过专职主持人，长着一张在女人看来极具“杀伤”力的面孔；小刚来自西北，并不十分粗犷的外表下面，却时常透出十足的男人味；技术员悦悦虽然个子不高，但端正的五官里有着难得的清秀。有这三位帅哥相伴，真的应验了那句老话：“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虽然我是个特别爱睡懒觉的女人，平时在家，如果每天没有七小时以上的睡眠，我就会提不起精神。但来了非洲之后，由于传送的原因，我几乎每天的睡眠时间都不足五小时，这要是在北京，我早垮了！但在这里，我居然每天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精力。就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白天大部分的时间，由于要赶路，我们四个人只能呆在一辆车里，除了说工作就在一起谈天说地。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地域，彼此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但总能在许多问题上获得一致的看法。有时在荒郊野外，大家当着非洲司机的面，扯开嗓子把中国歌曲不分年代，无论唱功如何，轮流表演一番。我们自己报幕，自己演唱，自己鼓掌。

到了晚上，大家集中在一个房间里工作，写稿子，编画面，传送新闻，一起商量着明天的采访话题。每到这时，我总要抽出时间给大家烧上一壶热茶水。在非洲不能随便喝当地的自来水，只能喝矿泉水。为此，我特意从北京带来了一只热水壶和一大包金银花茶。我是在广州长大的，那里的人最讲究如何清凉保健，我知道这种花茶具有清热解暑的功能，上次去埃及，我就带着金银花行走在干旱的沙漠地带，果然十分有益。这次我又如法炮制，把我的养生之道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

三个大男生白天在大裂谷摸爬滚打，到了晚上，大家就像兵营里的战士一样，把自己的杯子集中摆放在一块，边工作边等着喝上一杯清凉的消暑茶，那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七）永远的记忆

在埃国首都国家博物馆，马米图·衣尔玛馆长得知我们几位电视记者是从中国来的，竟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的镇国之宝拿了出来，让我们有幸亲眼目睹了330万年前人类祖先——露西的骨骼化石。1973年，考古学家在阿法地区发现了露西的骨骼化石。经考证，她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这个身高只有11米，年仅20岁的少女被找到的时候，她已经在非洲沉睡了330万年。

当管理人员从厚重的保险柜里取出露西的化石，面对这件绝世珍品，我们肃然起敬。如果考古学家的推断成立，中国人的祖先最早也是从非洲大陆迁徙而来，那，她就是人类共同的始祖。

从此我记住了露西这个名字。

我忘不了在埃塞俄比亚采访的日子里，还有一段非常愉快的记忆，那就是我们在长途跋涉的旅途中，从当地司机的车里听到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当时由于语言的关系，大家一直无法知道这首歌曲的名字，但是，那优美的旋律，饱含深情、如泣如诉的演唱，让车上的每一个人为之动情。以至于到了后来，大家都能跟着那位歌手哼出其中的旋律了。我在路上就和宝印商量，一定要把这首歌带回中国去。

有了事先的约定，回到埃国首都后，宝印为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请开车的司机立即帮助我们去购买这首歌的CD。

结果我们发现，在埃国首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回响着这首歌的旋律，我们急于知道它的歌名。我和宝印走进一家咖啡厅，人还没有坐稳，就发现咖啡厅里也在播放。我们用英语和服务生进行交流，终于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这首歌的名字叫《爱的倾诉》，它是目前整个埃塞俄比亚国内最流行的歌曲。

后来我在一家超级市场看到这张CD，并准备再次购买时，身边的埃塞俄比亚人都微笑地冲着我竖起了大拇指。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这是一张不错的CD。当然，他们也可能会想，他们的音乐能被一名东方人喜欢，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的确，在埃国时髦的歌曲就这样把来自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人感动了。

音乐就是这样——没有国界。

《我在央视》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跟随总理出访日本的六天六夜

一说到跟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许多人都会投来羡慕的眼光。的确，这不是一般人轻易可以得到的机会。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随行记者，你可以跟着领导人享受国宾级的待遇，可以出入国家的最高殿堂，参观一般人去不到的地方……总之，你是幸运的。

1997年11月11日至1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受日本邀请，赴日进行为期六天的友好访问。我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一名随行记者，随总理出访。我跟随总理在日本既拜会了天皇，见了日本众、参两院的头头脑脑，也忙中偷闲泡了回正宗的日本温泉。可我在这里想告诉你的是，在这耀眼荣光的背后，我品尝到了超常规的苦和累。

11号上午9点，所有的出访人员在北京首都机场的专机坪集合，登上了专门为领导人出访而装备的波音747宽体客机。

专机的前半部分是领导人的休息室，里面布置着办公桌、沙发和床铺；中间部分是随行的外交部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的位置，里面布置成一个小小的办公室；而在飞机的后半部分就是随行记者和工作人员的座位。因为随行的人员很有限，飞机座舱后面的活动空间显得非常宽敞。大家既可以随便走动，还可以像火车上那样，在座位中间放个小茶几，面对面地坐着喝茶聊天。

专机的起飞时间绝对准时。

随行的记者由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五家新闻机构组成。中央电视台的人员最多，占到所有记者人数的一半以上，因为我们要携带笨重的摄像、编辑和传送设备，走哪儿都要把新闻从当地传回北京去，设备的运转还必须有专人负责，以保证不出事故。所以这次我们中央电视台一共来了五名记者（其中包括三名摄像记者，两名编辑），一名播音员，一名翻译和两名技术人员。

早就听老记者说过，在国家领导人当中，跟总理出访是最累的，因为事先没有体会，在飞往日本的途中，新闻战役还未打响，我对此体会不深。

飞机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飞行，在北京时间中午12时，当地时间下午1时安全降落在日本成田国际机场。飞机刚一停稳，随行的摄像记者便率先冲下飞机，直奔飞机前舱门前的通道两旁，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日本及其他外国记者挤占着有利位置，等候拍摄总理步出机舱的画面。

当总理和夫人手拉手出现在飞机的舷梯上时，机场上顿时成了闪光灯的海洋，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也响成一片。就在摄影记者们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负责文字剪辑的记者因为暂时无事可做，便只能站在一旁“观战”。

总理和夫人在停机坪前与前来迎接的日本官员互致问候，几句简短的寒暄后，就坐进了一辆停在机场上的黑色凯迪拉克。在汽车开始发动并提速的那一段时间里，八位身材高大，长得十分英俊的保安人员，始终围在汽车的两边并跟着汽车跑动，一直到汽车开足马力箭一般地疾驶而去，他们才在远处停下脚步。

刚开始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是国际惯例，保安人员在专车没有完全提速的情况下，有责任守在汽车的两旁，组成一道人墙以保证贵宾的安全，他们随时准备用自己的身体去阻挡从任何方向可能飞来的不祥之物。

送走总理乘坐的凯迪拉克，我们也坐上了记者的专车赶往酒店。

此次出访记者和总理一样都住在东京五星级的新大谷饭店。抵达酒店后我们被告知半小时后总理要会见外宾，并嘱咐大家抓紧时间简单休整一下，特别是要换上正装。

新大谷饭店从外观上看并不显豪华，刚一进房间似乎也没感到有什么大的不同，但当我扔下手中的行李，推开卫生间的门时，眼前不禁一亮，哇！太棒了！卫生间足有十几个平方，这在寸土寸金的东京实在是太难得了。卫生间里有淋浴，也有盆浴，光线也十分明亮；梳妆台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洗漱用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而且十分洁净。我曾经认识一位酒店的老总，他告诉过我，酒店的等级划分十分严格，但评判的最重要标准就是看卫生间的设施与洁净度如何。看来，新大谷饭店的五星级标准是当之无愧的！

就在我感慨饭店里是如何上“星级”时，两位技术人员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架好了编辑机，准备工作了。我赶紧穿上一套从香港买回来的墨绿色套裙，开始了第一天的紧张采访。

我们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我负责在前方采访每一项活动，主要是现场记录、核对事件中的主要人物和内容，并在活动结束后，立即写出新闻稿，送给随团的国办领导审阅。他们必须在我的稿子上亲笔圈阅。然后，我立即把审阅过的稿子送到另一位编辑手中，由她按照新闻稿的内容编辑画面，再由随行的播音员现场配音。节目做完后，技术人员会拿着新闻带跑到当地电视台，通过卫星线路把它传回北京。

总理在访日期间，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最忙的一天，活动内容多达12项。为了及时把总理在日的活动传回北京，那些天，所有人员别无选择，不仅要毫无保留地亮出平日里练就的拼抢功夫，还要最大限度地“克扣”吃饭和睡觉的时间，至于留给自己的时间更是压缩到了不能再压缩的地步了。

记得在大阪市，总理在下榻的宾馆里接受日本媒体的联合采访。采访直到下午4点才开始，结束时已经5：30了。为了抢时间，我在宾馆的LOBBY随便找了个地方趴下来就写，等我把三篇新闻稿交到国办领导手中，待他们批阅完毕时，已经是6：45了，此时距离中央电视台定下的传送时间（日本时间7：30）仅剩下45分钟了。

为了赶上当天的《新闻联播》，我像个机器人似的，在酒店里快速穿行，乘电梯时我是第一个冲进去，也是第一个跑出来的，然后又用百米赛跑最后冲刺般的速度跑回住地。那一刻我真恨不得穿上旱地滑冰鞋，

等我冲进摆放编辑机的房间时，此刻另一位编辑和播音员以及技术员都早已等在了那里，播音员王宁一把抓过我手中的稿子，边看边配音。7：10分，新闻做好了，技术员老梁接过新闻带，飞快登上早已守候在外面的汽车，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大阪电视台，当他把新闻传送带塞进机器里的时候，墙上的时钟正指向当地时间“7：29”。

随总理出访日本

在日本期间，我们这些在国内也算是“无冕之王”的人，看上去好像很体面，很风光，但掩藏在这些光环背后的却是极度的劳累和艰苦。为了工作，大家常常要放下架子去委曲求全；为了工作，我们常常要到晚上11点钟才能吃上晚饭；为了工作，有时一天只能睡上一小时的觉。

总理在名古屋访问时，我们租用了日本NHK设在当地电视台的设备来制作新闻。由于前一天我们在东京有9条新闻没有赶上传送，到了名古屋又新增加了3条，加在一起就是12条新闻。我们需要在一个限定的时间段里，把12条新闻全部制作出来，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当时，大家在使用日方的电视设备时，遇到了操作上的困难，彼此间语言又不通，我们和日方人员经过一番比手画脚的交流后，总算把新闻都编辑出来了。

可轮到配音时，却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当时正赶上人家电视台播出，现有的配音间全占满了。而在我们待的那个100多平方米的大厅里，编辑机连着编辑机，剪接声、倒磁带声、说话声此起彼伏，播音员王宁实在找不到一块安静的地方。眼看传送的时间快到了，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大家只好找到一个角落，技术员老梁脱下外套盖在了王宁的头上用来隔音，王宁就躲在衣服里，手持话筒，一口气连配了9条稿子。如此因陋就简的“配音间”，对王宁来说，恐怕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按照最初的计划，总理在奈良访问结束之后，立即在那里乘专机回国。这一天的新闻将带回北京去播发。可就在临走的前一天夜里，台领导来电话指示：16号当天的活动必须抢在总理离开日本之前传送回国，还要赶上当天的《新闻联播》。这就是说，我们要把总理最后一天的每一项活动及时抢编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带来的笨重的编辑机不能跟上专机提前托运了，只能自己搬运，因为专机的托运时间是有严格规定的。

为了完成任务，大家连夜聚在一起开会，对第二天的工作做了明确的分工，并要求责任到人。

为了在第二天的活动现场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写出所有新闻稿，我连夜翻看了有关背景资料，把第二天可能遇到的情况和可能出现的环节仔细地梳理了一遍，直到确信我已经了如指掌了。这时已经是凌晨5点钟了，离出发只剩下一个半小时。

还有一个多小时，还睡不睡呢？我看着洁净而舒适的床铺，实在难抵诱惑，便抓紧这宝贵的时间，与五星级酒店的床铺进行了一小时的亲密接触。

由于此行活动安排得太满，随行的播音员经常要留在驻地为新闻配音，所以我在前方既要当记者、编辑，有时还要负责现场播报，以增加新闻的现场感。

最有创意的是，总理在奈良参观唐招提寺的时候，事前大家都以为总理是例行公事，不会在那里呆太多时间，没想到，当地的民众和寺院的僧侣特别热情，总理一行临时把时间延长了。

看到总理高兴，同来的主任当即决定让我完成一段现场播报。可这时大家才发现，手上没有带话筒。这怎么办？主任突发奇想，让我站在离摄像机一米的位置上，利用随机的话筒来播报。这样做的风险很大，一是离摄像机太近，拍出的人脸可能会变形，二是声音难以保证，因为随机的话筒平时主要是记录活动现场的同期效果声，它很可能会把周围的杂音一道收入话筒里。可这时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试试。就这样，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面对着摄像机“开侃”，没想到，效果还挺好，不仅人没走样，声音也很清晰，片子传回北京后还受了表扬。

说到奈良的唐招提寺，我比别人恐怕要熟悉一些。1992年，我曾经带着一个摄制组来到这里采访，对它的历史由来记忆犹新。唐招提寺创建于公元759年，是当年鉴真和尚率领弟子东渡日本获得成功后，在奈良地区传播经典时修建的，并在其中塑造了佛像，绘制了壁画，可以说，唐招提寺是鉴真和尚给日本人民留下的带有盛唐时期建筑风格和雕塑艺术的瑰宝。日本政府一直视唐招提寺为国宝，存放鉴真和尚塑像的金堂每年只对外开放三天，没有特殊的庆典，一律谢绝参观。

由于我对这段历史比较了解，所以，那天当总理参观完唐招提寺后，外交部的随行官员在例行给记者统一宣传口径时把唐招提寺说成是日本人民为纪念鉴真和尚而修建的时候，我也顾不上他是什么官阶的领导了，当场纠正了他的说法：

“报告领导，唐招提寺是鉴真和尚为日本修建的，不是日本人民为鉴真修的。我采访过这段历史，应该不会错的。”我当时只想，我们一定要尊重历史，如果记者们都照着他的说法发稿，那错误可就大了。

“是吗？请等一下。”这位新闻官立即走到一边和上司通了电话，果然是自己弄错了。

“大家听好了，我重新说明一下，唐招提寺是鉴真和尚当年率领弟子在日本修建的。希望大家更正过来。”

我的大胆建言，避免了一次国际性的笑话。

在日本的六天六夜，除了跟随领导人出入皇宫和大小欢迎场所，并到预先安排好的公司、企业参观，记者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观赏周围的人群和景致，逛街、买东西连想也不敢想。幸好几年前我来日本拍过专题片，对日本有个大致的了解，否则，这一趟日本之行，属于自己的，恐怕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拉开饭店的窗帘，眺望一眼夜色中的异国他乡。

不过这一趟对于我们这些随行记者来说，最开眼界的就是参观了日本的皇宫。

日本皇宫就建在东京城里，由于采取的是中国古代城池般的建筑风格，四面环水，由小桥连接，这样一来虽然同处大都市，却能把都市的喧嚣隔绝在外。

皇宫内的建筑采取的则是典型的日本风格，无论是天皇的行宫还是周围的院落，全都非常小巧精致，我印象最深的是行宫周围的那些个大小不等的水池，这些池子里的水都很浅，里面没养金鱼，也没种花草，全都铺着鹅卵石，水面清澈透明，没有一点杂质，一眼就能看清水里面鹅卵石的各色形状。皇宫周围的绿化也是一流的，树木和花草经过专人的精心养护，青翠欲滴。进入皇宫所在地，仿佛空气都变得洁净了。

要见天皇可真不容易。我们随行记者一早就被带入皇宫的管辖范围，在皇宫前的大院里等候通知。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们被日本保安人员带进一个长长的走廊，走廊的一边是大玻璃窗，从这里可以看到外边的景色。我们在这里走走停停，先后接受了三重安检，好不容易才进到了天皇的会客室里。

明仁天皇要在这里会见总理，然后是宴请。我们随行的记者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就见天皇率领着皇后和两个儿子及皇妃出来了，他们和总理及夫人友好握手后，宾主双双坐下来开始会谈。

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面前的两位皇妃。她们离我就两三米的距离。从第一眼看到她们，我就在心里惊叹道：哇！她们真的是太漂亮了！两个人全都穿着西式套裙，还戴着顶小圆帽，大皇妃穿的是天蓝色的套装，小皇妃穿的是粉红色的，小皇妃比大皇妃还好看，真的是一个比一个雍容华贵，她们的气质、化妆、眼神、着装简直无可挑剔。那一瞬间，我的思绪开始四面飞舞，我暗想，她们嫁过来后，恐怕没别的事情可做，每天就是学习如何做好妃子吧。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干新闻的女记者，每天都风风火火，跟打仗似的，做什么都要快。尽管我们也穿着套裙，可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裙子和皮鞋是不是能在关键时候跑起来。遇到紧张时候，我们根本无暇顾及什么斯文、典雅。真是同为女人却不同命呀！不过，我再一想，任何事情都有苦有乐。说不定皇妃也羡慕我们呢，我们可以自由地走南闯北，而她们却差不多是“养在深闺人不知”吧。

在回国的途中，总理特意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叫到前舱去，当面表扬电视记者的吃苦精神。这应该就是对大家六天六夜紧张而繁忙工作的最好嘉奖吧。

总理说完话后，大家都不愿马上离开。我明白了大家的意思，便大方地走上

前去：“总理，能和我们大家合影留念吗？”

“好啊！”总理愉快地接受了，总理夫人还特意打扮了一下自己。

于是，我们所有的记者轮流上前和总理合影留念。

从总理的前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正准备休息一下，这时候那位新闻官走到我的面前，他弯下腰对我说：

“非常感谢你的合作！”我看着他真诚的目光，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首长别客气，咱们都是为了工作嘛”。话虽这么说，但是我的内心还是充满了得意的感觉。

《我在央视》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香港报道香港回归

（一）出发

1997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当然，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香港在被英国殖民统治了100多年后，终于重新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刻。

1997年5月27日，在距离香港回归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中央电视台首批参加回归报道的44名记者开赴香港。

此次香港回归报道，在中央电视台的历史上也算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早在一年前，相关的报道计划和直播方案就已经开始制定。这次中央电视台将首次进行连续72小时不间断的直播报道，也就是说，在香港回归前后的三天时间里，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要全部为香港回归服务，各个时段的节目全部交给“回归报道指挥部”掌管，由设在中央电视台二楼新闻中心的演播室和CCTV设在香港会议中心的演播室交替完成。届时中央电视台的主要领导都会“钉”在这两个演播室，进行全程调度和指挥。这可是一次开创中国电视直播报道历史的一项伟大计划。

为了万无一失搞好这次报道，台里决定派出由200多名记者、编导、技术、保卫和后勤等相关人员组成的队伍开赴香港，在那里搭建临时演播室，届时所有回归中的重要仪式和消息全部通过卫星从香港实况直播传回北京，同步向全球播出。

为此，台里首先要派出一批记者到香港，一方面提前就相关信息展开报道，另一方面为后续大部队的到达做好各种准备。而我是首批派赴香港的44名记者之一。

与国家最高权力领导人不同，我们到香港不是去接管政权的；和众多海内外有身份的嘉宾不同，我们也不仅仅是去见证香港回归这一历史时刻的。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一名记者，我们将有幸在这一重要的时刻，亲临香港，参与报道这一重大事件的全过程。

出发这一天，老天不知道出于何意，一大早竟然飘起了雨丝，这在5月的北京是不多见的。我们40多名记者在中午11点，就准时集合在电视台方楼（主楼）大门前等候上车。此时电视台的各方领导都来为大家送行，我们三五成群围在一起，叮嘱的话在各个角落响起，情景十分热闹。

此前，我们已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下接受了多次的训话，每个记者不仅知道了自己的光荣使命，明确了各自的任务分工，几乎每一个人都记住了这样的话——“香港回归百年不遇，能参加这样的报道，在你们的记者生涯中是一份值得珍藏的历史……”此刻，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记者们就要起程了，大家豪情满怀地登上了台里派出的大巴，然后每个人都从窗户里伸出头来和站在车外的领导、同事挥手告别。这场面足足持续了半小时。

载着全体电视同仁的深切嘱托，豪华大巴士驶上了西三环。还没走出多远，路上就出现了堵车现象。车上的领队一看这情景立即开始行使“特权”，他通过对讲机和家里取得了联系，台保卫处处长明确告诉他：别着急！马上有警车来开道！

大家一听说有警车前来开道，车厢里刚弥漫出来的烦躁情绪立即被压了下去，光荣与骄傲再度升温，车厢里开始了跨部门、跨坐席式的交流，从此行携带的东西是否用得上，讨论到去了香港谁跟谁可能住一屋，车厢里气氛融洽，真有点儿“一路走来一路歌”的味道。首批被派赴香港的记者主要来自新闻中心，比如新闻采访部和评论部的记者，其余为海外中心英语新闻的部分人员。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香港回归前的一个月里加大报道力度，从新闻、访谈，到各类型的小专题一块儿上，为最后政权交接的72小时直播预热。

可我留意到，我们的大巴一直到驶上了机场的高速路，也没有见到开道警车的影子，而上了机场高速路，警车来与不来都已经无所谓了。

到了机场，所有记者全都套上了红马甲以示区别，大红色的马甲背后用绿色丝线绣着“97 CCTV”，使我们这群人在机场候机楼里显得十分醒目。

中央电视台记者的“特权”此时才开始发挥作用，交运行李，安检全部免检，一路绿灯。

（二）抵达

我们先遣部队先飞抵深圳，在这里休整一天后，再经深圳海关进入香港。

40多人终于到达了香港。大家全都住在位于跑马地一带的成河道上。一栋新建的，像火柴盒般细长条的大楼，是两年前中央电视台花了2亿港币在香港置办的家业，当时在任的杨伟光台长真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不然，我们这次200多人开进香港，单是住酒店，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在香港这块寸土寸金的地方，一般公寓式的楼房面积都很小，我们这栋产业也不例外，每层一梯两户，每套都不超过50多平方米，两室一厅要安排住四个人。5月末的香港，天气已经开始炎热起来，每间屋子里可以没有开水，但万万不能没有空调，从我们到达那天开始，每个房间里的空调每天都开足了马力。

我们的吃饭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每天三顿都是由附近一家餐厅送来的盒饭，一开始送的是鸡饭、鸭饭、叉烧饭；接下来是鸭饭、鸡饭、叉烧饭；最后是叉烧饭、鸭饭、鸡饭。虽然店主不断来来回回变换着花样，但是，首批到达的人员从一开始到最后离开，一共吃了40多天的这类盒饭，任你再翻什么花样，老三样不离其中，吃到最后就如同嚼蜡，彻底倒了胃口。

这期间我经常放弃免费盒饭的福利待遇，自己掏钱上街改善生活。有时我还和东方时空的“名嘴”水均益偷偷跑出去下馆子，我们俩一个懂外语，一个懂粤语，在香港这块地盘没有什么饭馆是不敢进去的。

虽然吃和住的条件比较艰苦，但我们的工作环境则是一流的。中央电视台仗着财大气粗，在香港新建的会展中心——也就是政权交接的主会场旁边的媒体区域一下子租下了500多平方米的办公区，里面搭建了演播室，布置了工作机房、审看间等等，每位记者还配备了一部手机，一些负责重要消息的记者还装备了一台便携式电脑。大家每天就在这里报到上班，从这里把采访回来的新闻传回北京。

我们到了香港之后才知道，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传媒早已经陆续抵达了，像国际知名的机构，如美国的CNN，英国的BBC、路透社等等，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定下了各自的工作区间。说白了，面对香港回归这个国际性的大事件，各个媒体都憋足了劲，要在没有硝烟的会议中心来一场媒体大战。所以，大家都摆出了自己最精良的装备，别出心裁地把自己的工作间布置得十分醒目，在这表面的背后是越来越残酷的竞争。

中央电视台工作区的周围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洋同行的面孔，我们每天都会遇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同行，大家都很友好地互致问候，偶尔闲暇时，我们也会跑到别的媒体区域，看看外国同行在干什么。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在香港期间，我借助曾经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近三年的优势，在采访中可以说如鱼得水，反正，需要自己联系采访的，必须自己去挖掘的题材，领导都派我去。我到香港后的第二天就报道了“香港市民欢迎解放军驻港”、“香港绘制千米画卷迎接回归”等新闻。当时，香港许多民间团体显得异常活跃，他们举办各种活动来渲染庆回归的热烈气氛。我在和许多香港人接触中，能真切感觉到他们的确希望香港回到中国的怀抱。

我们每天就是东奔西跑，采访大小民间团体举办的各种活动。我还专门去采访了刘德华和甄子丹。刘德华要参加回归当天晚上的一场大型欢庆晚会——“龙的光辉”，他在里面演唱《中国人》。我以前在香港驻站时就采访过刘德华，对他的印象不错。此次在庆回归活动中，作为艺人他表现得非常积极，你有什么要求，他都一定配合。而甄子丹一直是以演功夫片著名的，我是第一次采访他，对着记者的镜头，他睁着那双只属于他的大眼睛，说了许多盼望回归的话。

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自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进入港岛后，我突然发现香港满大街都是内地人。其实，早在一两年前，已经有许多内地人员来到香港工作。我最早在1989年到过香港，那时香港给我留下了许多好的印象，比如人们都非常讲礼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但是，当时的香港人听到我们说普通话时，多少带有一些抗拒的心理。随着香港回归的日益临近，两地的交往不断密切，内地来香港的人数剧增，主要以从事买卖经营为主的香港大小商贩们不仅越来越多地开设了人民币兑换业务，而且让自己店内的员工开始学说普通话。我们同到香港的记者只要经过商店的门口，里面的服务员就会操着并不流利的普通话向大家叫卖：“进来看一看啦”，“喜欢什么，随便穿一穿啦。”

距离回归越来越近了，香港电信部门开始发行纪念邮票和首日封，这是最令香港居民高兴的事情之一。在邮票发行的当天，人们早早去排队等候。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100多名记者，也加入到了“抢购”的行列中。大家在采访之余也去附近的邮局排队购买邮票，不管是否对集邮有兴趣。反正，在我们居住的跑马地一带的邮局，我总是能遇到自己的同行。

（三）开播

6月30日早上6点30分，大家期待和酝酿很久的72小时直播终于到来了。

设在香港会展中心的中央电视台香港报道中心成了央视一套节目的主战场，它是集演播室、控制室、后期制作和信息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报道中心。央视“名嘴”罗京、李瑞英、白岩松、水均益等全都驾到，他们轮番上阵，每小时里，除了新闻、访谈、现场直播，就是播放已经采制好的与香港回归有关的各种专题片、新闻背景等。

由于直播是在北京和香港两地同时进行，播出时常常是这样的：在北京和香港两边的演播室，都至少有一位台长级的领导镇守，负责全面审查和把关，两边的导播手里事前都有一张相同的播出单（这份播出单往往是在不断改动的），事先准备好的专题就按照预定的时间段播出；轮到新闻节目时，两边的导演通常就会紧张一些，如果是北京方面的消息，如时政新闻，播音员在香港演播室播完导语，北京演播室那边负责放片子，这时导播就先把画面切到北京演播室，待北京的消息播完后再切回香港这边。

有人这样形容过电视人：可以不吃不喝，但不能不拿出漂亮的活儿；可以心情低到冰点，但一定要写出沸点的稿子；可以在幕后无精打采，但站在镜头前一定要精神抖擞。苦了累了没关系，只求片子播出后那片刻的得意。

在香港的100多名记者从30号开始，24小时轮流上阵。由于在此之前，大家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这么长时间搞过直播，在一个大的工作间里，可以同时完成编辑、录音、审看和播出的全过程，你在这边编着节目，扭过头去就可以看到你刚才送上播出线的节目正在那边播出，那种兴奋和成就感是无以言表的。

当然，由于大家都是第一次这么操作，当中的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有时导播会切错了画面，把不该播出的画面切了出去；有时刚审看过的节目来不及倒带子就上了播出线，误把结尾当了开头。我的一个节目还出现了把拍摄素材当成新闻片播出的情况。

那是6月30日中午的事情，我刚采制了一条“香港通讯为回归报道做好准备”的新闻，说的是香港电讯为设在会展中心的上百家中外传媒提供通讯保证的事情。由于一切都处在直播状态，领导审完节目后，带子就直接送到了播出编辑的手中，编辑在忙乱的情况下，没有按照程序把带子倒到起始的位置，就放进了播出的机器里，播音员读完导语，屏幕上出现了一堆没有剪接过的素材，没有解说，只有画面在晃动。

我当时正在隔壁的休息大厅里一边吃盒饭一边看播出，看到这番情景我简直是吓坏了，我扔下手中的饭盒就往播出线上跑，旁边的外国同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急忙躲闪着给我让路。等我跑到导播台，那盘节目带已经被撤了下来，领导和导播正在那里分析原因呢。

直播状态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插播新闻，这一点令我们记者十分亢奋。

6月30日中午，距离回归仅剩下几小时了，我正在和领导商量节目的事情，突然听到外边在喊：“会展中心起火了！”领导一听这事，立即命令我：“快去拍！要做现场报道！”我立刻叫上另一位正在吃饭的记者，操起身边的摄像机和话筒就往出事地点跑。

起火的地点是在会展中心三楼的一间房子里，等大家赶到那里，火已经被先期赶到的保安人员扑灭了。他们正在那里调查事故原因。据现场人员说这是一起自然事故，有一堆用于回归庆祝活动的材料由于周围气温较高而自燃起火。火势尽管已经扑灭，但现场还有浓浓的烟雾。

既然已经到了现场，我就得拿一条新闻回去。我站在忙碌的现场，把刚刚看到的和刚了解到的情况做了现场播报，然后立即赶回播出区，用最快的速度把刚采到的新闻插播了出去：“会展中心意外起火，已被扑灭。”

我们是所有媒体中最先抢发这一新闻的。一些外国媒体看了我们的播出后才知道即将举行庆典的会展中心刚才发生的小插曲，纷纷过来向我打听情况。

（四）交接

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选在6月30日晚上的10点进行，为的是赶在7月1日零时交接完毕。

不知道老天是否有意要帮助国人彻底洗刷香港百年来的耻辱，从30日傍晚起，一场大雨就开始断断续续冲刷香港地界，雨势很猛，下得让我这个在香港生活过几年的人都觉得这雨，是出奇的滂沱！

30日下午6点多，英国王子查尔斯在昂船舟码头举行英国驻军交接仪式的时候，雨就一直没有停歇过，雨水顺着查尔斯王子的帽檐直往下流，把他淋成了落汤鸡，但这位大英帝国的王子依然站得笔挺，在风雨中完成了驻军的交接仪式。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在开进香港时，也是冒着大雨进入的。

这场雨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把许多事前准备好的庆祝活动都给浇没了。

当政权交接仪式在凌晨1时左右结束的时候，大雨稍作停息，参加仪式的嘉宾们陆续涌出会展中心，这些香港未来的主宰者和各界社会名流，踩在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土地上，把维多利亚港湾一河两岸搅动得如同白昼。

我随着嘉宾们走出会展中心，此时我要连夜赶往《文汇报》的印刷车间，去拍摄香港特区成立后出版的第一份报纸。再过几小时，我要在“七一”的早上，制作一期特区成立后的第一个“香港的早晨”的节目。像特区的第一份报纸、特区的头一辆电车、特区头一批出勤的交通警察等内容都被列入到我的计划中。

和所有媒体一样，香港特区《文汇报》的第一份报纸全部是套红标题加彩色印刷，在机声隆隆的车间，看着五颜六色的报纸源源不断地从头顶上的生产线飞过，真有点“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的那种感觉。

从印刷车间里出来已经是早晨3点多了，我赶回驻地，稍作休息，等候5点钟从西环开出的头一辆古老的电车。我的用意是——有近百年历史的电车是古老与新生的结合点，寓意深刻。可是，凌晨4点大雨又开始下了起来，雨势再次像憋足劲的野马狂奔着倾泻而下。

两个小时过去了，大雨不仅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反而越下越大，我和电车总站的人员取得了联系，对方告知：“雨太大，无法发车。”

我带着摄像在驻地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外边瓢泼的大雨依旧，天已经明亮起来，我们不敢继续等下去，约好7点钟要拍摄跑马地警察分局的，我和摄像冒着大雨赶到警察局，一群原本要出去巡视的警察也被大雨挡在了走廊里。他们一个个身着崭新的特区警服，威风凛凛，可惜一时无法充分施展，他们有的在静静地看着外边的雨柱，有的在走廊里来回走动，看得出来他们比我们还急。

等到快8点，警察们终于耐不住了，他们准备冒雨骑摩托车出去巡视。我也豁出去了，我和摄像举着雨伞先到大街上选择了一个最佳角度，然后，我们向警察们招手示意。只见十来个警察身披雨衣，骑着擦得锃亮的摩托车鱼贯而出，他们个个英姿飒爽，一溜烟似的消失在茫茫雨幕中。

这组镜头拍得不错，我挺满意。告别了警察局，我又带着摄像赶到尖沙咀，从这里正好可以看到河对岸的会展中心，我就以它做背景，抓住大雨喘息的间隙，为节目的开场白说了这么一段话：

“今天是香港特区成立后的第一个早晨，尽管天空还飘着雨丝，天气也不太晴朗，但有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那就是我们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香港早晨。”

在1997年7月1日中午12点的新闻里，《香港的早晨》装进了中央电视台72小时的直播档案里。

7月1日这一天，时大时小的雨始终下个不停，原定上午举行的花车大游行和许多户外的庆祝活动被迫取消。

我站在香港会展中心的走廊里，隔着窗户眺望着雨中的维多利亚海湾，我想，虽然大雨阻挡了人们通过一些具体的活动方式来流露和释放情感的机会，但是，它却让更多的人在滂沱的大雨中有了一个静静思考的机会，想想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在央视》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女记者眼中的香港名人

在香港期间，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先后采访了当地的一批著名人物，包括霍英东、安子介、李嘉诚和曾宪梓等等。

他们在许多人眼里是头戴诸多光环的人物，尤其是事业上的成功，使他们身上充满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但是，一旦接触到他们，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非常谦虚和朴实的人。其中印象最深的要算霍英东了。

（一）

1993年，我第一次采访霍英东。

当时我正在采制一个反映香港筹备委员会的系列报道，题目是“为了香港的明天”。当时霍先生是香港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采访他是必然的。

我先和他的秘书进行了沟通，把采访的意图通过传真发给他，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他的答复。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采访霍先生的那天上午，我们提前十多分钟来到了他设在中环的那座地标式建筑——中国银行大楼里的办公室。我们刚支好设备，调好灯光，他就在事先约定的时间准时出现在我的眼前。

霍先生的个子并不高大，身材保持得很好，尽管已经70多岁了，但精神矍铄，步伐矫健，一身黑色的西服十分得体，身上还飘着淡淡的古龙香水的味道，与其实际年龄相比显得年轻许多。

他热情地和我握了握手，又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坐到了他的办公桌前，拿出我事先发给他的采访提纲，准备回答我的问题。我留意到，他已经在我的那份传真纸上用红笔做了一些标注。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尽管霍先生的普通话说得不是很“普通”，里面时常夹杂着许多粤语发音和英语单词，但是，我们需要采访的东西他都给予了回答。这就OK！

采访结束后，霍先生站起来，拉着我参观他的办公室。我很自然地就用粤语和他交谈起来。我问他是如何保持健康的，他一下子来了情绪，他告诉我，他每天下午都要坚持锻炼两个多小时，他最常进行的运动项目是进行冷热交替的适应性锻炼，先让自己置身一个桑拿房里，在很热的房间里蒸出汗来，然后跳到冰冷的水里浸泡，让身体适应不同的气温变化。说到这里，他又告诉我，早餐一定要坚持吃麦片，麦片对肠道的消化很有帮助！他的告诫可以说深深地影响了我此后的生活习惯。

最后，他看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便热情地留我们吃饭。恭敬不如从命，我们愉快地接受了。他选的地方就在中国银行附近，他没有叫司机，也不坐车，而是独自带着我们步行去餐馆。

在中环的一家餐厅，霍先生显然是经常光顾这里的，他一进门就和服务员热情地打起招呼，他也没要单间，而是选择了大厅里的一张桌子。按理说，霍先生在香港也算是名人了，谁不认识他呀！此时正是中环白领们午休吃饭的时候，餐厅里几乎座无虚席。但是，就这么个名人，坐在大厅里和普通人一样，并没有引起什么骚动，周围的人群中有认识霍先生的就过来打个招呼，不认识的也只是回头多看一眼。每当遇到有人和他打招呼，霍先生都会友好地点头并回敬一两句。

末了，霍先生在结账的时候，从随身带的小休闲包里抽出好几个小信封，凡是为他服务过的服务员人手一份，那是小费。

自第一次采访之后，我又在许多场合，多次采访过霍先生。他对我们的采访要求总是有求必应，有时还特意从很远的地方专程赶回来，他的亲切、随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二）

我在香港期间，经常需要采访一些名人，除了在一些场合的即兴采访之外，如果要进行专访，只需提前通过他们的秘书，把采访提纲发过去就行了。只要双方的时间不发生冲突，他们都非常配合。

在中环一带我常常和安子介老先生不期而遇，他的办公楼应该也在那里，他那个时候已经有80多岁了。安子介老先生是香港一大名人，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爱国人士，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还是香港知名实业家，为建立香港战后支柱产业——纺织业，为香港的工业发展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卓越贡献。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历程中，他先后担任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香港事务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7年7月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他大紫荆勋章。

就是这么一个有着很深资历的人物，我每次遇到他，都只见一个秘书陪同在他的左右，并无前呼后拥之势。他衣着朴素，走在热闹的中环大街上，很快就淹没在茫茫的人海当中。

（三）

曾宪梓先生是我的校友，算起来绝对是我的大师兄了。

曾先生1934年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人生活一直很艰苦。小的时候，冬天连鞋都穿不上。全国解放后，他依靠助学金念完了中学和大学。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

曾先生曾经在香港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还是香港华侨华人总会永远的名誉会长。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知道和认识曾宪梓，却是从一个领带名牌——“金利来”开始的。有关他的故事有大量的文字记载，我就不多说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曾宪梓有一颗可贵的中国心。为了支持故乡建设，他在梅县与一家企业合资，创办了“银利来有限公司”，生产“银利来”领带，并把自己从这个企业所得到的利润全部献给了梅县，用作嘉应大学的办学经费或投资于其他公益事业。他多次捐资母校兴办教育，鼓励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和奖励中国奥运健儿。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十几年中的捐款达到了200多项，总额高达4亿多港元。

1993年期间，曾先生的身体还是挺好的，他对我们的采访要求总是尽量给予满足，应该说他是香港所有名人中最容易采访到的一位。后来尽管他的身体经常要接受治疗，但只要能够坚持，他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前面。

每次对他进行采访，你都能从中真切地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对国家的一片真情实感。这种感情十分强烈，常常能够直接影响到我们记者。我记得2004年，中国奥运健儿访问香港，在香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一开始，曾先生就处在空前的兴奋中，在许多场合我们都能见到他的身影，特别是在香港大球场举行的那场晚会上，曾先生尽管身体不太好，但他一早就到了现场，一看到中国健儿出来表演节目，他就拼命地鼓掌，兴奋地大叫。当时我们的记者抢拍下了这组镜头，每次从素材里看到这组画面，我都会忍不住开心地想笑。

除了正常的采访之外，他也非常好客，我们中央电视台历届驻香港的记者，恐怕没有谁没有去过他的家里。逢年过节，只要他在香港，总是会热情地邀请我们驻港的记者去他家里做客。他和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吃饭，让我们在他的家里感觉到温暖、随意。

（四）

李嘉诚先生也是我采访较多的一位。

人们习惯把李嘉诚称作“华人首富”，喜欢叫他“李超人”。的确，有关他的故事和描述，在各个书店都能找到相关的文字记录和影像记录。在我的心里，除了人们已经了解到的有关他的创业史，他的财富，他的善心，他还是一个儒雅的商人。我在香港驻站期间，时常也会在一些场合遇到李先生，对他进行即兴采访。但是，如果说到印象深刻的，应该是那次对他进行的专访。

1998年，我跟随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的记者去广东汕头采访李嘉诚先生。李先生在那里投资办了大学，建了医院。此前，《焦点访谈》栏目很少为某一个人物做节目，而这一次是中央办公厅直接交下来的任务。

这原本不是我的工作范围，但我从香港回到北京后，经常抽时间帮助《焦点访谈》的同事做节目。当时访谈的记者的任务量很大，有时刚把一个节目采访和拍摄完成回到北京，还来不及进行后期制作，就又接到新的采访任务奔赴外地出差。于是，这些半成品的节目就堆积在制片人手中。为了能够及时把节目播出去，有些制片人就让我抽时间过去帮忙。说实在的，我也乐得帮忙，因为我可以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提高自己的业务，至于这样兼职帮忙能否增加额外收入呢？当时我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甭想！”

由于多次愉快的合作，所以，当他们接到采访李嘉诚的任务时，考虑到我接触过李先生，就把我带上了。

李先生的形象和风度那是公认的，让我感到最自然的，还有他那待人接物的亲和力。在他的身上，能看到他的谦逊和彬彬有礼，看不到家缠万贯的那种豪气。

他的工作日程排得很紧，但是，在专访结束后，他一定要挤出时间陪我们吃顿饭。饭桌上，李先生谈到他的家乡，兴致高涨，他说，他的家乡橘子最多，他每次回去看到满树的橘子都特别开心。说着说着，他突然问我们：“明天你们有什么安排吗？”

我们几个被突如其来的问话给弄糊涂了，面面相觑，然后是集体摇头。

这时，李先生乐了，他连忙征求我们的意见：“那么，明天我带你们去我的老家走走，我们一起去摘橘子好吗？离这里不远。”

这倒是个好主意！一来我们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接触，加深对李先生的了解，二来我们可以顺带拍下李先生回家乡的画面，使节目内容显得更加丰满。我们几个用眼神相互传递了决定。

看到我们同意了，李先生立即把秘书叫到身边，把明天的工作安排做了调整。第二天一早，我们跟着李先生回他的潮州老家。离开汕头市，驱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潮州地段。

车队一进入村里，李先生就显得很兴奋，他从车窗里不时伸出手来，和认识他的乡亲打招呼。

我们的车队直接开到了一大片橘子园前。一下车，李先生就率先走到一颗橘子树下，查看今年的橘子生长情况。他从树上随手摘下一个圆圆的大橘子递给我说：“你尝尝，应该不错！”说完，他又接连从树上摘下好几个，依次递给随行的人员。

在橘子园里，李先生忙前跑后，很像是一个极力推销自己果实的果园主。

已经70岁的李先生这一天显得精力充沛，神采飞扬。

接下来，我们在制作这期节目时显得很轻松，李先生在我们的心目中已经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我几乎没有翻阅其他的资料，完全是把我们对他的认识编辑成片。最后我提议给这期节目起了个这样的题目：圆一个梦想。

《我在央视》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香港“泡馍”

香港其实没有泡馍。我这里说的是香港记者采访的敬业精神。

香港记者的“泡、磨”功夫实在令人佩服，他们有极大的热情，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去“纠缠”当事人。他们可以从早到晚静候在当事人可能出现的地方，表现出空前的耐心；他们可以楼上楼下地跟踪追击当事人，只为能从你的嘴里抠出几个字来。

到了香港后我才知道，在这里采访几乎没有人会给你预先准备好相关的文字材料，所有的信息只能通过现场，从当事人和目击者嘴里往外“抠”。所以，采访到当事人和目击者是构成当天新闻的关键一环。刚到香港时，我看到其他境外记者围着当事人穷追猛打的时候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可渐渐地我知道了，谁能在当事人那里挖到有价值的信息谁就是英雄，回去后会得到老板的重赏。

在采访的现场我经常会看到一群记者把一个当事人团团围住，十几个花里胡哨的带着台标的话筒同时架到当事人的脖子前，闪光灯和机头灯一通乱扫，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提问中夹杂着英语、粤语和普通话，问题通常很刁钻，当事人稍不留意就会掉到记者设计的圈套中。

那时，我对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特佩服，他当时是新华社的新闻发言人，他走到哪，哪就成了新闻焦点，因为面对中英两国有关香港回归的敏感问题，谁要是能让他开口说话，回去就不愁发不出新闻来。记者对他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见到他没准就能从他嘴里捞到有价值的信息，逼他爆出一些“料”来；恨是因为记者的良苦用心常常在他机警的回答中变成水中捞月，空欢喜一场。

我们由于和境外媒体所处的位置不同，关注的新闻焦点也不尽相同，所以我就常常有机会在一旁观察张社长如何冲出记者的包围圈。多年在香港工作的经验，特别是经常处在记者围追堵截中，张浚生早已练就临危不惧、巧妙周旋的本领，不管你问什么，他总是笑容可掬地和你玩“太极”，并常常成功突围。但凡是涉及国家利益和中方立场的问题，他一定是申明大义、义正词严的。

在香港，在一线跑动采访的记者大多是20出头的年轻人，而三四十岁以上的记者多数就呆在家里做编辑了。正因为他们年轻，所以具有很强的拼抢意识，他们精力充沛，也特别能吃苦，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否则，他们就很容易被老板“炒鱿鱼”。

在香港驻站期间，我们正赶上香港的后过渡期，有关香港未来的前途问题和主权移交的诸多问题成了当地媒体关注的最大热点，因而代表着中国官方机构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成了记者经常光顾的地方。

按规定，记者是不可以随便进入新华社香港分社大楼采访官员的，于是就有记者为了某一个热点问题，欲求得到官方的证实，会一大早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前请求官员接受采访，如果得不到答复，他们就会绕到大楼的后门，在官员乘坐汽车出行的大门外席地而坐，拿出一瓶水和面包，或捧着一本书，静静地守候在那里，等待官员的出现。这种等待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常常一坐就是数小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记者的耐心是超常的。

那段期间，对于我们来说要论最艰苦的采访就是有关中英两国就香港后过渡期的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会谈的地点通常设在香港旧英统小学的一间会议室里。这是一座英式建筑，与香港房屋的区别就是高度在两三米左右，围绕在房屋周围的是一圈露天平台，这个平台后来成了记者采访中英会谈的主要地点。

几乎每次采访会谈的程序都是一样的，记者在双方代表进入会场前就提前守候在代表必经的路口旁，一旦有代表经过，记者就接二连三地向代表抛出各种问题，诸如：“今天的谈判重点要解决什么问题？”“你们期待什么样的结果？”有时代表会停下来简短地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有时代表会边走边向记者们含笑地挥挥手，对记者的问题却避而不答。这期间的采访和拍摄到的画面往往就成了许多媒体最早播发的新闻内容。接下来，代表依次进入会场后开始谈判，在会谈结束后，双方的代表通常会出来集体会见记者，通报会谈的情况。

而在等待会议结束的这段时间，所有的记者就分散在会场前的露天平台上，或准备相关资料，或看书，或相互交流。有经验的记者这时就席地而坐，从包里取出矿泉水、面包开始“熬”起来。场地内没有人敢提前撤走，因为没有人知道会谈何时结束，会谈的结果是媒体的最大卖点，大家都耐心地等待着。

上午的会谈往往要到中午一两点钟才结束，等待是痛苦的，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或者烈日酷暑，记者都无怨无悔地守候在那里。

在一个炎热的日子，中英两国就有关香港未来用地的问题的谈判进行到了关键时刻。会谈前，港府新闻发言人向记者透露：今天的会谈可望达成协议，估计不用等太长的时间。记者一听别提多兴奋了，大家索性都留在记者席上，所有的摄影机都整装待发，随时准备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了头顶上，会场里依然没有丝毫动静，记者们在临时搭起的记者席里被太阳烤得汗流浃背，大家的神经被绷得紧紧的，每当有工作人员从会场内出来，都会引起一阵骚动，然后就是一片遗憾的“嘘”声。

下午1点45分，中英两国的谈判代表终于走出了会场，他们拖着疲倦的身体来到记者面前，中方首席代表郭丰民微笑地对记者说：“大家辛苦了！”此刻记者早没有了以往的调侃，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会谈的结果上。连珠炮式的发问铺天盖地涌向谈判代表，直到新闻发言人出来鸣锣收兵，记者才一个个解除武装，急忙驱车离去。

在香港的两年半时间，给我的记者生涯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印记。

去香港当记者

1992年10月的一天，杨伟光台长在新闻中心审看间遇到了我。他把我叫过去，对我说：“台里最近准备扩大香港记者站，为′97回归提前做好准备。我们需要派一些懂粤语的记者过去。你愿意去吗？”

去香港驻站！我事先从来没有想过，毕竟自己的资历比起新闻中心的许多老记者那还算是浅的。在此之前，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只有三个人，它是中央台境外的唯一记者站，以前派去驻站的都是表现不错的老记者。据说被安排驻站的记者可以享受外交部出国人员的相关待遇，并拿当地的薪水。所以许多人都争着去。

没想到，此时杨台长亲自征求我的意见，我估计这事已经是八九不离十了。于是，我很痛快答应了。

我这次到香港至少要在那里呆上两年半的时间，要对那里多种题材进行报道，特别是对香港回归前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市民的生活状况进行全方位的采访。

随着香港回归日期的临近，中英两国政府有关政权交接的谈判变得越来越尖锐和频繁，三天两头在港督府里就有会谈，双方谈政权移交，谈新机场的预算，谈主权和管理权之间的同和异……时任中方新闻发言人、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是那时出镜率最高的人之一，他常常在一些公开活动的场合一露面，就会被境外记者所包围，被问及的都是一些敏感而激烈的问题。

香港是一个只有1070平方公里的地方，人口为630多万，然而就是在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却云集着数百家新闻机构，包括为数众多的外国通讯社和行销全球的报纸杂志，因而这里的竞争十分激烈，各家新闻媒体为抢新闻可以说费尽心机，不择手段。

6月的香港，天气已经开始炎热起来，我和其他新到的记者一边熟悉香港的情况，一边扛着摄像机和三脚架奔走在港岛的大街小巷，开始投入采访。

在香港，各个新闻机构为抢到独家新闻可以说不惜工本，各路记者大多装备了先进的通讯工具。文字记者手里少不了配备着“大哥大”，在现场边采访边对着手机就把重要的信息发回本部；电台记者手中录音机、电话更是一样都不能少，必要时在现场连同期带解说随时随地地发回大本营；电视记者就更火了，动不动就把转播车开到现场，来段实况转播。

在香港采访，我们失去了中央电视台在内地采访时的优势和待遇，我们要和其他所有的记者一样提前赶到指定的区域，抢占有利位置，如果你去晚了，你就自己在旁边呆着吧，没有人会给你让出一个拍摄机位；你取不到最佳角度的镜头那是你的事，没有人会同情你；你想采访谁，你得和其他记者一样在记者席里等候着，绝对没有单独采访的特权。

我在和境外媒体共同采访中发现，原来境外记者的采访都是按照自己的目的来的，对于当天发生的新闻事件本身并不那么关心，有时甚至完全抛弃，他们只希望在新闻事件的现场追捕到需要采访的人物，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通常在采访之前，好多家媒体的记者就主动聚在一起，因为采访某个领域的记者都是相对固定的，彼此之间已经熟悉，他们事先就在一起讨论采访的内容；等到他们需要找的人物出现，大家就一哄而上，把采访对象团团围住，然后几十个话筒同时伸向前，迫使被采访对象不得不开口说话。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十分尖锐，有时还带有攻击性。拿到采访内容后，大家又迅速地聚拢在一起，核对一下采访内容，然后就一哄而散，各自分头回去发稿。

香港广播电视媒体抢发新闻的速度简直一流。

1995年底，中国外交部驻港办事处大楼（现为中央驻港联络办）在香港上环奠基，我和其他记者在去现场的路上，就从出租车上的广播里听到了有关大楼奠基的活动新闻，包括介绍大楼未来将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等等。我们在现场采访刚刚结束，人还没有撤离会场，香港当地的广播电台已经在播报此次活动的详细新闻了。

我刚到香港时，每逢外出采访，总能看到香港同行背着大包小包，恨不能把用得着的设备全背来了，尤其是三脚架是每个摄影记者必备无疑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理解，因为在内地拍摄新闻是没有那么讲究的，可很快我就发现了其中使用三脚架的诸多好处。

在香港采访，记者常常被圈在指定的地点里不许随便走动，记者要用长焦调画面，不用三脚架根本无法把远处的画面抓到镜头前拍稳；其次，在狭小的空间里，如果你来晚了，就只能是站在别人的后面拍摄，这时如果你有三脚架，那你就可以把架子无限度地升高，在众多记者中鹤立鸡群般地抢到你要的画面；还有就是，三脚架可以替记者占位置，你只要先用三脚架把地盘占住，你就可以肩扛着摄像机灵活运动，抢拍一些别的画面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刚到香港时，有一次我去采访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会议，我和摄像照着内地采访的习惯踩着点去，到了现场才发现，境外的记者全都早早到齐了，在记者席里，第一、第二排的位置全被占满了，三脚架密密麻麻地排在那里，一点空隙都没有，我们只好靠边站了。采访一开始，本来还有说有笑的同行刹那间成了陌生人，谁也不让谁，我的搭档只好一边向别的记者说好话求情，一边从夹缝中求生存。虽然最后还是把画面抢下来了，但这位膀大腰圆的搭档在拼抢中被境外记者的摄像机狠狠地撞了几下腰，回来后差不多休息了一个月才恢复过来。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许多年轻人问过我：当记者好不好玩？

我想说的是：当记者真的很不错！

记者职业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能够让你“游走四方”。像我一样，25年中，我把全中国都走遍了，当然也包括港、澳、台地区，最远还到过非洲。

我们在别人的城市里，就像透过一个窗户看着里面的风景。尽管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走马观花，是蜻蜓点水，但是，只要你用心去发现，还是会有意外的收获，有些经历会让你回味无穷。

当记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出入一般人很难进入的场所，有机会见识许多名人，体会一般人很难发现的奥秘。

总之，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

四十岁的职场女性最在意什么？

我曾经在30多岁的时候就私底下对自己说过：40岁以后，我就不到采访一线当记者了。因为身边不断有年轻的记者出现，应该适当让位给别人；因为我担心自己会像一些老记者那样，40岁以后体态变得丰硕，皮肤变得松弛，在屏幕上晃动会让观众倒胃口。现在的观众有太多的选择，况且人都是喜新厌旧的，喜欢看年轻和漂亮的面孔，这也是人之常情。谁愿意在一天劳累之后，打开电视机还要看到一个臃肿老态的记者出来报道新闻。

但是，等我真的到了40岁，根本就退不下来。首先，我所在的新闻部门，人员并不富裕，但是每天却承担着十几个小时的新闻播出量，每个人都是大车轮上的一颗螺丝，这里几乎不养闲人；第二，我做了20年的记者，积累了丰富的采访经验，特别是在采访科技领域的新闻方面积累的经验，在部门里几乎没有人来取代：我对科技领域现状和前景的熟悉和理解；善于把高深的科学理论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善于把一项科技成果变成普通观众能够接受的生活常识进行报道的方式，都让我“欲罢不能”。还有，我并没有像早先担心的那样迅速发福。于是，作为采访组组长，40多岁的我依然要经常冲在采访的最前线，平均每个月都要采访20多条新闻，这当中，我还要参加各种的会议，要管理科组的事务。

40岁的我就像一架马车，带着大家不停地往前奔。让我得意的还有就是：我的记忆力依然保持在比较好的水平线上，我对许多看过的资料可以过目不忘，我曾经用一个星期强行背诵下早已丢荒了的九篇大学英语课文；我也曾经在研究生班上用闭卷方式完成了考试的科目；我可以在50多本30分钟的画面素材中，只需浏览一遍就能记下画面的大致位置；我记电话号码的能力让20多岁的年轻人忘而却步。当然，最让我欣慰的是，我带着另外一名摄像记者，居然在强手如林的科技记者的圈中勇夺“丰产奖”。这个奖项是中国科学院奖励一年中发稿量最多的记者。

其实，在40岁过后，我在跑科技新闻的几年中，最看重的是先后受到两位科技界最高权威的表扬：一个是科技部部长，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他们的表扬让我十分欣慰，因为，作为采访科技新闻的记者，能够得到专业领导的表扬，这其实是对自己的最好奖励。

说起来，这也是我颇为得意的事情。先说说在科技部采访的事情吧。

那还是中央在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号召之后，我所在的新闻部要做30集系列报道“西部大开发”，节目里将邀请相关部委负责人就西部开发的有关问题做出说明和解释，唤起更多人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科技部就提出了“西部开发 科技先行”的理论，并针对西部开发的实施，制定了一系列的行动计划。因此，科技部就成了系列节目中很重要的一集。

我找来了科技部的相关文件进行了认真的阅读，然后根据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列出了二十几个采访问题，里面基本上囊括了国家将如何依靠科技来开发西部的内容，最后又精心选择了十二个问题交给了科技部的部长秘书。

部长秘书事前曾经严肃地告诉我：部长一贯以来作风严谨，她很重视采访提纲，如果提纲不能很好地表达意图，部长往往会拒绝采访。你要有思想准备。

采访提纲发出去后，我耐心等了几天。这天我接到部长秘书的电话，秘书告诉我：部长已经同意接受采访，时间半个小时。

我马上着手安排，挑选了《中国新闻》栏目里有伶牙俐齿称号的新闻主播徐莉担当采访记者，并选择了优秀的摄像，按照事先的约定，提前15分钟走进了部长的会客室。

我们刚把拍摄设备架好，部长就过来了。时任科技部部长是位泼辣干练的女部长，作风雷厉风行。她先和我握手打过招呼，当她走到我们女主播的身边时，她对徐俐说：我经常看你的节目，挺喜欢的。说完部长就在事先布置好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上前问道：“部长，我们的采访提纲你事先已经看过了吗？你觉得我们列出的问题还需要作哪些调整呢？”

“我看了，挺好！上面列出的问题都是我想说的。”部长的这番话让我心里更有谱了。

“怎么样？现在开始吗？”看来部长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说了。

采访立即开始了。采访在很松弛的状态下进行着，我站在摄像机旁一边监看画面构图，一边留意眼前这两个女人：我们的女主播伶牙俐齿地发问，科技部部长快人快语地回答，我暗自得意：把她们两人放在同一个采访现场，真是绝妙的组合。

采访已经超过了原先预定的时间，但部长谈兴依然，没有马上结束的意思，这次的采访持续地进行了一个小时。终于，朱部长和我们主播几乎同时站了起来，两个人都如释重负般地笑了。部长边摘下胸前的“钮扣话筒”，边扭过头来对我说：“这是我当部长以来，接受采访说得最多的一次。”“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不能不说呀！”我在一边冲着那位秘书得意地笑了。

后来，由我负责制作的这期节目代表部门参加年终国家对外节目的评选，还拿了奖回来。

而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表扬则是在多次采访过程中。我每次采访路院长都希望能抓住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展开，比如科学院内部的改革如何进行？科技成果如何才能实现转化等等的问题。

院长曾经在接受完我的采访之后，笑着对我说：你越来越像西方的记者了，提得问题不太好回答，但又是必须要回答的。

危险系于一线间

             （一）

2004年11月29日，新华社的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报道说：44岁的生命走完了最后的人生历程